陈凯，男，1946年1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1969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曾师从我国著名中医皮外科专家赵炳南先生学习多年，从事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与性病专业近40年。现为北京市皮肤病专家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治疗学组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卫生技术系列（中医）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首都医科大学皮肤病与性病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兼职。

　　迈进皮科这一行

　　我出生于书香门第教师世家，自幼看到母亲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艰难地抚育着三个年幼的儿女，便下决心要好好读书。196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端起了比“铁饭碗”还要皮实的“橡皮饭碗”。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医医院，有幸跟随我国著名中医皮外科专家赵炳南先生学习多年。恩师的口授身传，耳提面命，使我掌握并熟知赵老对皮肤疮伤治疗的经验和特色疗法，对赵老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有深刻的体会。

　　多年的磨炼与教训，使我深深地懂得：医生是一种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来不得半点虚伪和浮躁。“一脚站在医院，一脚站在法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就是我心历的真实写照。从青春年少到双鬓花白，我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医学宝库中遨游，不断地学习、实践、创新，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传统医学精髓，并将所学、所感、所悟得的丰富经验回馈社会，解除了无数患者的疾苦。特别是在病因不明、号称皮肤病四大顽疾之一的银屑病治疗上，我总结出“一个原则，两个对待，三好三不好，四难四不难，五要五不要”的全新理念。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医生，不但要有一颗仁慈博爱之心，还要有高超的医术。

　　最爱的是患者和学生

　　在我的心中，患者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认为，病人是带着躯体病和心理病来就医的，情绪低落，痒痛相兼，甚者体无完肤。医生不仅要用药物解除躯体的病痛，还要用语言来化解心理的负担。诚则灵，信则灵。要充分调动医生和患者的积极性，才能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我太爱我的病人，在平时的工作中尽力为病人着想。作为一名医生，要几十年如一日地去面对那么多患者，说那么多话，写那么多病历，十分不易。俗话说：日出千言，不损自伤。但我即使再忙、再累、再苦，也要把自己最好的精气神儿、最佳的工作状态展现给患者。我称这为“医不带相”，就是说，医生不能带着病相去工作。我常说：“好比演员登台唱戏，锣鼓一响，即使你有再大的痛楚，也要暂时放下。”

　　整天面对的是病痛，必然会有压抑感。我常说：“教书，带学生，是放松的最好方式。”和学生们在一起，我感到年轻，有活力。学生也常给我带来灵感。在诊室里，总可以看到我周围簇拥着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我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常用恩师的话“学习贵在专，师古更创新”与之共勉。

　　在教学中，我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意”就是悟性，就是想象，就是联想，就是眼、耳、鼻、舌、身之外的第六感官。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它可以把人带到宇宙的任何地方，是一种原创的动力。一部《西游记》讲的就是唐僧师徒四人，走过千山万水，历尽艰难险阻，所见、所闻、所思、所经历的故事，最后感悟到的——自度度人，自觉觉他。这才是一部真经。

由于我的心思全放在了患者与学生的身上，生活中难免“糊涂”。老伴嗔怪我：哪条毛巾是自己的都分不清楚。我开玩笑地说：“我分那么清楚干吗呀！我知道怎么给病人治病就行了。”“你不喜欢我呀，可病人喜欢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起码对病人还有点用处，就算是没白活。”

　　毕生追求的是成为明医

　　如今，我已经是名医了。这不仅是因为我的仁心仁术，也不仅是因为我在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的权威机构中工作，而是因为我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见识了中医中药的神奇疗效，用实际行动为中医中药的扬名尽了绵薄之力。

　　近十年来，我曾应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的邀请，在北京同仁堂香港及英国分店进行学术交流和坐堂诊疗，并受邀赴韩国讲学。在海外工作期间，我根据中医三因（因时、因地、因人）论治精华，以显著的疗效、良好的口碑，赢得了赞誉。

　　皮肤病虽形于外，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其病因不同，形态各异，但发病均与脏腑的平衡、气血的盈衰、经络的通畅与否息息相关。能否从复杂多变的症状中，瞬间捕捉到正确的辨证信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1996年，我在英国遇到一位患特应性皮炎三十多年的患者。多年来，他的病都是从皮外治，始终未见好转。我改变思路，认为皮肤和胃肠粘膜的关系，犹如一件衣服的衬里和表面。于是把治疗的重点放在调理胃肠粘膜功能上，采用先清后补、外清内补、清补兼施的治疗原则。经过几个月的调理，患者完全康复了。

　　中央电视台曾在“中华医药”栏目中专题报道过我。

我认为：做个名医并不难，现在媒体很发达，一夜之间就能成名。但是成为明白医却太难了，这是作医生的最高境界，也是我的毕生追求。只有不断地用知识充实自己，才能成为明白的医生。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认为，就行医而言，应该是：四十出道，五十明白，六十不惑，七十有为，八十弥坚。

　　企盼中医中药惠泽世人

　　鉴于海外行医的经验，我发现：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馆和中药店。中医中药应当为世界作出重要的贡献。

　　现在，国外对中医中药大多还只停留在对针灸、按摩等认知层面上，这需要我们大力弘扬。

　　有人说，中医中药是中国耕耘，韩国开花，日本结果，美国收获。这反映了中医中药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窘况。所以，原创的东西要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让我们这些好东西，转化成商品，造福于人类社会。

　　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医中药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大规模地走向世界，我们应该先走出去，请进来。派我们的中医大夫走出去行医、教学，让世人亲身感受中医中药的神奇疗效；吸引喜爱、欣赏中医中药的人来中国学习正宗的中医中药知识，使世人认识、了解、需要中医中药。

　　中医中药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遗产，我们应该像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校，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一样，让中医中药走向世界，让中医中药惠泽世人。

好东西怎么能够独享呢？！

寸草当报春晖暖返回顶部

姜玉关

　　姜玉关，男，1952年11月出生于北京市房山区普通农民家庭，1973年—1975年就读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志愿分配到地处山区、条件艰苦的房山区河北卫生院工作。1988年起任河北卫生院院长； 1985年，率先在北京市郊区县开展了四肢骨折外固定手术；同年，吸引外资捐款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房山儿童康复中心，1998年建成投入使用；1998年4月，调任房山区良乡医院院长。

　　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一个人做了多少事情，而在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否能体现他的人生价值，在于他是否真正地不图回报地付出过。作为一名在卫生战线上工作了三十年的医者，无论是在临床诊室，还是在手术台；无论是当“天使”的普通一员，还是在领导岗位上任职；无论是在最基层的乡村卫生院，还是在物质条件较好的城市医院，我都时刻用自己的实际言行去诠释“天使”的真正内涵，体现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美德概念：“医者为仁”。人说“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回报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名也有利。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看到患者康复的笑容，看到他们健康地生活，这才是最可贵的回报，才是我“医者为仁”的真正诠释。

　　在我眼里，峰峦叠嶂的群山以她伟岸的身躯撑起了我的祖辈世代生息的天地；在我的眼里，这片天地是根，凝结着我扯不断的情缘。“医者为仁”，我把改变大山医疗环境视为我圆梦的起点。

　　我出生在京郊西部深山区佛子庄乡佛子庄村，祖辈世代为农。1968年初中毕业后，我被乡亲们推荐当上了乡村医生，开始了从医生涯。贫穷的大山、有限的知识、乡亲们被疾病所扰的痛苦……这一切使我树志，当以寸草回报春晖的情感，以医德、医技报效我的家乡。我恨不得医技如小草逢春一样勃勃窜出。恰恰“天遂人愿”，1972年，我被推荐进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学习。乡亲们给我留下的心理烙印促使我在校期间拼命学习，如饥似渴地获取医学知识。1975年底，我被分配回到我的家乡河北中心卫生院工作，回到了最需要我的地方。这是圆梦的起点。

　　当一名大学生满怀希望地踏上工作岗位并矢志大展宏图的时候，也许现实将出乎意料的残酷，而使你陷入一种迷茫。当我迈进河北中心卫生院的时候，几乎惊呆了：一片破旧不堪的平房，卫生院简直是个牧羊场，院内荒草足有半人高，成群的牛羊乱蹦乱跑，医务人员也是农不农医不医，全院最值钱的设备仅是一台已经使用十余年的东方红牌200m A X光机。四年苦读寒窗苦，报效由门门已破。难道我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干一辈子吗？在我迷茫动摇的时刻，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一幕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勇气：我的家乡盛产煤，挖煤卖钱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那年冬天，雪花纷飞，我那间应诊的小小诊室突然涌进了二十多位矿工，他们从三十里外的大山深处英水村来，用门板抬来了一位35岁的矿工，他的工友们抬他走了6个小时山路，奔波到达卫生院，他们把抢救病人的希望寄托在了我们房山区河北沟这所最大的卫生院身上。我紧急施治，但这位患病的矿工已测不到血压，诊断为肠扭转、肠坏死、腹膜炎、感染中毒性休克。一条生命就这样被“拒之门外”。患者的需要使我从迷茫中警醒，成为我留在山区的最大动力源泉。从那以后，我很少休息，吃住就在我的门诊室，甚至连续30天值夜班，我横下一条心：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职责，就是我前进的方向。为了适应山区需要，我全面学习医疗技术，对山区农民常患的疾病，尤其是对山区产煤区外伤手术多的实际，我发誓要成为行家里手。为了熟练掌握外科血管吻合手术和骨折内固定手术，我挤出时间去向专家学习请教；为增加临床经验，我用工资购买家兔、山羊等小动物，和科里的同事们一起进行临床实验。几个月后，小小乡镇卫生院便能承担手外伤血管吻合手术和骨折内固定手术。之后，针对山区血源少，患者创伤多的实际，在专家的启发下，我又率先在乡镇卫生院开展了骨折外固定手术，从而填补了乡镇卫生院的医疗空白。艰苦的工作条件和紧张充实的服务内容，使我更加认识到“天使”的深刻内涵。

　　在圆梦中，不管客观条件如何变动，但我始终不忘北京第二医学院对我的教诲，一切为了患者。正是这种“情缘”使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卫生院成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瞩目的地方。

　　弹指一挥间，我已在乡镇卫生院工作了23年。医院条件改变了，医务人员的面貌变化了，我也由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走上了院长这个领导岗位。把职业当做事业，当做为人民服务的资本的初衷没有变，把患者的笑容当作最大满足的心没有变，这些是我医者为仁的前进阶梯。23年间，我先后成功进行了大小手术7000余例，仅骨折外固定手术就进行了200余例。因此，我成为全国仅有11名的全国骨科外固定学会会员。同时，我在领导岗位上带领全院医务工作者建成了一所群众最依赖最贴心的乡镇卫生院。

　　1982年，由于采煤区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动，我所工作的河北中心卫生院成了实际的三不管单位，工资待遇下降。受利益驱动，几年间，大部分职工纷纷调走。本来承担着房山区河北沟100里12万人口的河北中心卫生院，门诊量逐年下降，到1987年，年业务量已降至最低点，卫生院再次出现荒草丛生、牛羊成群的场面。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领导的信任、职工的拥戴和群众的呼声，我通过竞聘上岗，于1988年担任了院长职务。虽然职务身份变了，但我行事做事的原则没有变，我始终坚持一个标准：凡是对人民医院事业有利的，我们就要做，一切都是为了病人。于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棋盘上，我走了三步棋：第一步棋，首先要彻底改变卫生院的面貌，在当地乡亲的心目中重新树立好形象。改变面貌形象的资金从何而来？凭着自己亲属多、朋友多的面子，我沿着我们河北沟大小四十多个村庄、企事业单位、集体和个人，要求人家无偿支援钱物给医院帮助改变面貌。我用大家支援的4万多元钱购买了新病床及新被褥，里外粉刷了墙壁，添置了一些小型医疗设备，绿化了医院环境，初步改变了医院的破旧面貌，改变了百姓心目中不好的形象。

　　第二步棋是提高医院技术水平，与大医院攀高枝，在提高医院声誉的同时借鸡下蛋。我们先后与北京友谊医院、房山等地区多家大医院建立业务联系，聘请知名专家进山区坐诊，帮助提高医院声誉，解决疑难问题。同时选送许多优秀医护人员到大医院进修深造，通过技术传帮带我们先后在河北中心卫生院开展了腰椎间盘突出、人工股骨头置换、骨折带锁髓内钉内固定手术及骨折外固定手术，小小卫生院有了起色，许多疑难重症病人不再外转，就地治疗，在为人民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步是关键，健全完善规章制度，使职能作用的发挥规范到有序和健康的轨道。上任后，我重新制定和完善了66条规章制度，既规定工作的运行程序、效果，又增加工作透明度。“医者为仁”的理念使河北中心卫生院打响了“一切为了患者”的应有本色。担任河北中心卫生院院长的十年间，我以垂范赢得了民心、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十年，年业务收入由40万元升至500万元，医院建筑面积也由过去的3000平方米，扩建到了8000平方米。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小小山区乡镇卫生院所发生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关注。他们把信任热情投给了这所被群山环抱的河北中心卫生院，中国儿童康复中心借助外资建在了这里。山区引进的第一笔外资为群山增添了医疗亮点。几年间，河北中心卫生院儿童康复中心使全国许多残疾儿童在这里获得了新生。

　　有时圆梦会遇到一种你不曾想到的挑战，在挑战面前，你陷于困难之中，能否把战胜困难视为圆梦的机遇？这是对我的一次考验。我没有动摇，我把新的挑战当作“医者为仁”另一层面的境界追求。

　　1998年4月，正当房山区政府东移至良乡的时候，老字号的良乡医院却呈现出了不景气的势头。面对这种困境，区卫生局把我从如日中天的河北中心卫生院调至良乡医院任院长。这是一次检验，是固守成绩，还是临危受命？毕业时，学院党组织对我的叮咛，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责任！为了患者，这是“医者为仁”的另一个境界。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的岗位。从那一天起，我牢记在更高的位置上，必须以率先垂范的感召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创建和谐医院、和谐医患关系中有更大作为。职务高了，意味着担子重了、责任大了、为患者服务的平台广阔了，这不是圆梦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学院对我的希望使我在这所平台看到了更需付出的奋斗前景。

良乡医院原是房山区第二所大医院，拥有职工近千人，而当时它的各项软硬件建设都与它的地位要求不适应。围绕和谐主题，调整各项关系则成了我主要思考的问题。为此，我深入科室、深入病房、深入职工家中和社区，详细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去理出调整各种关系的有效途径。创建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是根本，而这一根本的关键又在于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医务人员队伍。而恰恰，当时良乡医院医务人员队伍人心散、结构乱、不思贤，当年分配来的二十余名大学生，本来都怀着满腔的热忱想在专业上一展身手，但却相继调离，到最后仅剩下了一人。一些中层领导“忌贤妒能”，不仅压制了人才，而且影响了患者享受良好的就医条件。因此，调整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使其和谐相处便放在了首位。一方面，我亲自下病房、进手术室，真心启用青年专业人才担大梁，同时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另一方面，引进专业人才，在全院兴起“学知识重技术”的学习风气。这样一来，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明显好转，压制人才只图奖金不问效果的利己现象不见了。人人比技术、人人比学习、科室比贡献的和谐关系成了这支队伍的主流。

　　建院50多年历史的良乡医院，不但基础设施薄弱，而且服务规模也不适应需求。在我调研走访中，就医难成了社区居民的最高呼声。区委、区政府把缓解区府人民就医难当做为民兴办实事的重要内容，乘这股东风，我们克服各种困难，新建了1.2万平方米的病房大楼。建楼期间，我跑手续、写材料、筹资金、搞协调，甚至边输液边工作。我说，在这件大事上，领导带头干活就能带动起大家的积极性。2003年，病房大楼提前投入使用，使区府良乡的医疗条件基本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在群众的赞扬声中和谐医疗关系的建立有了精神动力。

　　综合效力的提升使良乡医院8年间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天门诊量由1998年的500人次增至现在的2200人次，增长了4倍，业务收入也由2800万元上升至今年的1.71亿元，增长了5倍。固定资产也由1998年的1580万元达到了本年的1.5亿元，增长了近10倍，职工平均收入也由98年的月平均814元，达到今年月平均3260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可喜成绩，这些并非我个人的功劳，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从1990年至今，我先后被北京矿务局、房山区卫生局，房山区委区政府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1995年获北京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

　　三十年的行医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有人认为我是成功的。成功是什么？是让每一位患者都笑着走出医院，但达到这一步还需要付出更艰辛的努力。我只是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小步，而这每一步都凝聚着人民的支持与鼓励。对医疗巅峰的攀登是永无止境的，今后我将继续用我的辛劳付出写亮“医者为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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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非

　　李非，男，1961年9月出生，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1994年公派赴日本川崎医科大学消化器外科留学。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外科实验室主任，中华肝胆外科杂志编委。

做了二十多年外科大夫，有许多心得要告诉学弟学妹们，但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是两句话：细节决定品质，厚积才能薄发。

　　我记得这样一位病人，是我刚做住院医生时管的一个病人，手术后出现发热，原因一时搞不清楚，那天晚上我一边翻书一边思考，对病人发热的原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写了整整一页纸的病程记录。第二天查房，孙家邦教授非常仔细地看了这段记录，并对我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给了我极大的成就感，也让我对临床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以后，我对每一个经管的病例都按照这个方法进行观察和分析，而几乎在每个病人身上，我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通过这样的训练，我的临床诊治能力迅速提高，多次在住院医病历比赛中获奖，也逐渐受到了科室和医院领导的重视，终于走上了科室领导岗位。

　　1994年，我得到公派赴日本川崎大学留学的机会。在日留学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高级的仪器设备，新颖的手术方法，而是日本医生重视细节到近乎苛刻的治学精神。仅以胃肠道恶性肿瘤的手术为例，手术后都是由低年大夫挑淋巴结，在我们的医院，一般的做法是花十分钟匆匆忙忙的挑几个大的淋巴结送一下病理检查就完了。而日本有全国统一的工作表格，临床医生把切除的标本按照解剖形态摆好、固定后，象手术一样仔细解剖，血管骨骼化，所有淋巴结均按组别分装送检，这一步工作花费的时间常常抵得上一台手术。日本的胃肠道恶性肿瘤诊治规约能够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与欧美指南分庭抗礼，与日本的医生经过如此系统严格的训练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反观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例如我们科曾经治疗过的一位病人，入院诊断是腹部皮下脂肪瘤，病史和查体所见都很符合这个诊断，手术后病理却是“腺癌转移”！复习病历，发现术前常规胸片没有取，追回来一看，右下肺外带团块，边缘毛刺样改变，一个非常典型的外周型肺癌，一个非常典型的诊断延误！而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工作中时有发生，原因何在？值得我们每个医生深思。

　　近年流行一本书，书名叫《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确实可以作为我们临床工作者的座右铭。同样在一个单位学习/工作，为什么有的学生/医生能干得津津有味，业务水平进步很快？是否重视细节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于细节的重视、观察、思考，可以挽救垂危的生命，可以使“枯燥”的日常工作变得兴意盎然，可以发掘出大量有价值的科研课题，可以使我们充分体会到临床医学的魅力，使临床工作变成一个充满激情与乐趣的过程。反之，以完成任务的心态来对待工作，觉得医疗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已为之，工作必然粗糙，迟早会犯连自己也不能原谅的低级错误，如果再不能从错误中猛醒，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把自己置于无法摆脱的痛苦，把病人置于无处不在的危险之中。

　　接触过临床工作过的同学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些决定成败的细节，其实我们大家都遇到了，为什么上级医师经常能够一针见血，而我们却常常视而不见呢？换句话说，如何才能从大量司空见惯的细节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呢？

　　去年年底，为了纪念恩师孙家邦教授从医50周年，我们办了一个party，其中一个节目是将孙教授从医以来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串成幻灯，边放边讲述其中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一张照片是孙教授伏案读书的照片。因为只要不上手术、不查房，任何时间进到他的办公室，我们都会看到他在读书。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科里无论年轻还是年老的大夫，人人心中都已经有了这样一张照片。一个优秀的医生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能力、深刻的分析能力与睿智的处置能力，必然来源于长期的、科学的学习与积累，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二句话：厚积才能薄发。

　　外科界的经典著作《克氏外科学》第11-15版的扉页的上有这样一段话：“It is not astonishing with how little reading a doctor can practice medicine but it is not astonishing how badly he may do it. ”作为一名合格的医师，必须时刻把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终身学习，不断重复从临床需求出发学习理论，以最新理论指导临床工作的认识循环。当今医学已经进入循证医学时代，更要求我们在勤于学习的同时善于学习，尤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要善于利用时间。世界上有一件事可能是绝对公平的，那就是每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时。而临床工作的固有特点是时间的高投入和不确定性。因此，如何适应这一特点，有效的学习，有效地利用时间就成为每一个医生都必须解决的问题。我的体会，一是要合理安排学习内容，利用好一切零星时间；二是要勤于思考，时刻做个有心人，正如我们的老校长吴阶平教授所说：“机遇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2．不但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也要重视实践技能的磨练。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许多知识是理论性很强，还有许多知识则表现为操作的技巧，以我所从事的外科学而论，每一个切割、缝合的动作，固然有它的解剖、生理的基础，但是没有扎实的手术基本功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其实就是在分子生物学、免疫组织化学、组织培养等基础医学当中，很多操作技巧往往也是试验成败的关键所在。对于这些技能，我们在学习时要给予应有的重视。

　　3．要重视非本专业知识的储备。现代医学分支越来越细，但疾病对患者的影响始终是全身性、多方面的，而且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合理地处理伴随疾病对治疗的成功也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所以说，一个成功的手术，首先是手术指征的准确把握，而不是手术操作的精准到位。而一个手术的成功，更离不开高质量的术前术后处理。老一辈外科学家经常说：“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应该首先是一个好的内科医生。”即是要求我们不但要掌握好自己专业的知识，更要学习内科、妇产科、儿科、影像科等相关专业的知识。各门不同学科的知识就好像地面上的井：表面上看去分别坐落在不同的部位，但在某一深度往往是相通的。

　　4．要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当前，医患纠纷频频发生，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是通过参与这类纠纷的调解，我发现患者的不满常常不只是因为疾病疗效不佳，由于我们的医生尤其是年轻医生缺乏沟通和交流的技巧而引起患者及其家属的误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旧有的学习模式与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生物医学模式的需求，因此，作为医生，在重点学习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还要适当学习心理学、法律、文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打下深厚的人文底蕴，才能很好的实现我们治病救人的理想。

　　我一直记得这样一位病人。那时我刚毕业没多久，收治了一名28岁的结肠癌患者，小伙子是一个水库的管理员，康复后拎着两条鱼来表示感谢。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水库得先步行，再搭乘马车，然后才能到长途汽车站，小伙子为了早点赶到医院，凌晨三四点就起来赶路了。他到医院时，我已经进了手术室，仅仅是为了当面表示感谢，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小伙子在手术室门口整整等了一天！当时我破例收下了他的这两条鱼，因为这两条鱼代表了他对我们工作最真诚、最朴素的的肯定与感激。

　　毋庸讳言，现在的医疗环境并不是很宽松，做一名医生，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收入有限，确实非常辛苦，但每次我感到疲惫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感激激励我继续走下去——医生有别的职业无法享受的快乐：每次成功的救治一个病人，看到他的生命因你的劳动得以延续，看到他们重返工作岗位，重新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份成就感会让你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而要享受这份成就感，仅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认真负责、时时注意细节，长期积累、厚积而薄发，是每个临床医生成才的必由之路。我愿以此与学弟学妹们共勉。

我与母校共奋进返回顶部

陈 嬿

　　陈嬿，女，194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员。

　　1965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原北京第二医学院）医疗系，留校任教。1983年步入学校管理工作岗位，1992年—2002年期间担任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2002年5月退休，返聘于医学教育研究所。2003年4月抗击“非典”期间，返聘主管教学工作。

　　1960年，我考入了北京第二医学院，成为这所新建的高等医学学府的第一批学子。四十多年来，我的人生与母校的发展血脉相连，在这里，我开始了献身祖国医学事业的一生追求和梦想。

成长：“又红又专”

　　我是和母校一起成长的。我亲历了母校的筚路蓝缕，懂得了创业艰辛。那是一幕幕难忘的记忆。我们见证了最简朴的开学典礼：在海淀蓝靛厂精神病院旧址的院落里，聆听吴阶平院长“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谆谆教诲。500多名同学在仅仅建了一半的教学楼里开始了学习生活。我们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磨练和考验。在大食堂和宿舍楼的建设工地上，我们曾经洒下了青春的汗水。在第一教学楼前，我们种下了第一棵法国梧桐。24小时住院医师值班制度，让我们第一次体验到医生的使命和艰辛……创业的艰辛，锻炼了毅力，培养了不服输的性格。我懂得了“有一种力量叫艰苦奋斗”。一生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坚信“只要努力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我们在母校度过了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青年一代努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永远记得学生时代深入工农的生活实践。到门头沟城子涧煤矿，沿着只有一人宽的直上直下的悬梯，戴着安全帽下坑道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劳动培养了我们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情感，唤起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激情。从大学一年级起，我就担任604班的班长，这不仅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我为全班100多名同学服务的精神。我永远记得郭德志老师和刘呈渝老师代表党组织对我的教导和鼓励，记得在毕业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难忘时刻。在毕业典礼上，我作为首届毕业生代表发言，向母校发誓：绝不辜负祖国的培养，立志做又红又专的人民医生，用自己的人生为母校增光。

　　母校引导我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母校也给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真才实学。我们的老师讲医德，也讲医术。老师指导我们如何做人，告诫我们关爱病人拯救生命是医生的天职。列宁的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座右铭。我至今记得，周六，我独自一人在解剖室里结合图谱辨认尸体时突然发现夜色降临而毛骨悚然的惊恐感。我至今珍藏着翁心植老师主讲的内科学笔记，每页笔记我都留出1/3宽的空间，增补课后自学内容，后来，老师还借去作为教学参考呢。我至今难忘在友谊医院临床课上获得的受用一生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知识，我们得到了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和具有人格力量的钟惠澜、吴阶平、翁心植、孙衍庆等医学专家的亲炙。我随从主任和专家参加查房和病案讨论的情景、我因为能用生化和生理学知识准确分析了泌尿外科疾病而受到吴阶平院长表扬的温馨记忆，至今在我的心中荡漾……老师用知识滋养了我们，培养了我善于思考、勤于实践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我也交出了优异的答卷。

　　追求：永争一流

　　毕业后，我留在了母校。为培养基础学科和管理岗位的后备力量，学校从1965年首届毕业生中选拔了10名学生留校工作。尽管我为“从医梦”的失落而感到过苦恼和困惑，我仍然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担任了学生辅导员，开始了医学教育生涯，因为我们那一代青年的人生准则就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七十年代，我曾经为又有了“圆梦”的机遇而欣喜：学校派我先后脱产两年参加北京市西学中班和“中医各家学说师资班”，师从中医大家任应秋教授，并参加编写了他指导的《中国医籍提要》。先后又在友谊医院和第六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医疗和教学工作，一干就是六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我深入理解了传统医学“天人合一”、“人体是统一整体”的古朴哲学思想，使我懂得了辨证论治的原理。我也用学到的中、西医学知识解脱了病人的痛苦，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医院工作的经历使我深入了解了医院的运行特点，为日后的临床教学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西学中”，也算圆了我的“从医梦”。1985年，我接受学校首次赴日讲学的任务，与冈山大学亚洲传统医学研究会合作，结合临床病案，为日本同行讲解了中医经典医籍《伤寒论》之“太阳篇”。《朝日新闻》和《冈山日报》用大字标题详细报导了日本医务界的强烈反响，冈山电视台做了实况转播。我为弘扬祖国医学，也为扩大了母校的海外影响，而感到自豪。

　　八十年代，我又回到了管理岗位，为母校的“新长征”尽力。就在我的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已见成效的时刻，我的人生又遇到了新转折：1983年，中央要求“干部四化”，院党委调我到人事处抓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第二年，高校教师职称改革评审工作开始。我校成为国家教委第二批试点单位、北京市第一批试点高校。在党委的领导下，我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认真调查分析了基础和临床教师队伍，制定出教师和技术员等系列的评审标准和评审程序方案，向高教局和科技干部局如实反映高等医学教育的特点，争取到在我校特殊临床教学体制下临床教师的教学职称评审权和数额比例。因为改革思路清晰、评审标准科学合理、评审程序严谨规范，我校得到市领导的肯定，获得广大教师的认同，我校被评为北京市职称改革先进单位。在全市总结大会上，我作为唯一的高校代表发言，交流了这项工作的经验。

　　九十年代，我成为校领导的一员，也多了一份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1992年，由于工作需要，我进入了校领导班子，主管研究生、本专科生和成人教育各层次的教育教学工作。我们这茬儿人接过了前人的接力棒，努力以自己的心智和劳动铸就母校的新辉煌。“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我们任重道远。从1992年至2002年，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我始终有一个梦想：通过不懈的奋斗，让母校有朝一日为中国医学教育领跑，为首都培养一流医疗人才。“争一流、不服输”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鞭策了我的工作。这十年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广泛深入进行的十年，也是母校一步一步跨上新台阶的十年。母校的变化体现在各个方面，这里融入了我们的心血。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我主管的教学工作，确立了“学生为根本、教师为主导”的人本理念，明确了教学对培养人才的基础性作用，强化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核心地位，规范了教学管理。我们认真贯彻1996年全国第一次教学工作会议精神，依据医学教育的特点，修订和完善了各层次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要求，从宏观到微观，全面提升了教学管理水平。我们的工作受到褒奖：研究生部荣获全国研究生教育管理先进单位称号，教务处成为北京市优秀教务处。

　　我们追求一流，更脚踏实地。1996年，在多选题题型改革试点中，我们与17所医学院校联合建立了临床医学国家题库。1997年，我们与同济、华西、中山等部属院校共同成为国家教委基础医学国家级题库建设的5所院校之一，并牵头22所地方医学院校共同建设适合地方医学院校的考试制度、考试方法和医学多选题试题库。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学校师生较早接受了考试题型改革的训练，我校毕业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在全国名列前茅；1997年，我以教育部“现代媒体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评审会”为契机，力主投入资金完善电教中心和多媒体教室设备。并率先提出我校应用多媒体技术讲授的课程内容应平均达到总课时20%的要求，我们的经验受到市教委领导的好评，得到推广；我们制定了优秀教材评审奖励办法，鼓励教师担任国家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的主编或副主编，目前已有近百名教师参加了高层次教材编写工作；我们强调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技能，重视临床教学基地建设。制定了《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教学基地建设基本要求》，努力促进以医疗为核心任务的治疗型医院向以学科建设和教育教学为重要支柱、具有医教研防全面功能的大学附属医院转变。在参加1996年北京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评审工作中，我们提出“学习为先，自信为本，展示自我，体现特色”的工作思路，尤其是各附属医院的综合实力和临床教学质量，我校独具特色颇有影响力的临床教学管理体制，受到领导和北京医科大学专家的肯定和赞赏。作为多年实践的理论总结，我主持完成的《一般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的研究》，获得2001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成为2004年首都医科大学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的关键条件之一。

　　晚晴：再做奉献

　　我退休后，又在母校有了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2003年春夏之交，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我国部分地区迅速流行，首都北京也受到严重威胁。在“保卫首都，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我临危奉命返回校领导班子，主抓调整和安排基础教学和临床教学工作，确保学校的稳定、师生的安全和教学的顺利进行。我为在关键时刻能为党的事业尽力而自豪。2004年，学校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我受命担任“第一线总指挥”，在党委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倾注心力，不负重托，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学校评估结论获得“优秀”。为母校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医科大学搭建了一个重要平台。

　　我一如既往，在医学教育研究所的返聘岗位上，继续为母校效力。2005年，我牵头组织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协和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和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共同完成的《我国护理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研究》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我作为第二完成人的《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课题也获得同样奖项。

　　我为哺育我成长的首都医科大学奋斗了一生。首都医科大学的事业将薪火相传。

　　我欣慰，仍在为母校的发展尽力。

　　我祝福，为了母校的辉煌的未来。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返回顶部

连 石

　　连石，男，1946年3月出生，1970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分配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工作。现任首都医科大学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宣武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性病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和皮肤病与性病学系主任。

　　我是1964年踏入首都医科大学校门的，至今仍记得在开学典礼上，校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希望20年后你们都能成为首都医疗卫生界各学科的骨干、带头人”，正是这句可能在每届新生开学典礼上都要讲的话，也正是母校对她的每一个学子最衷心的期望，激励我自踏入医学殿堂以来不断前行。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对母校说，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让您因我而自豪。

　　回想大学的学习生活可以用一个“苦”字概括。那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除了学习文化课，还有许多政治学习、政治运动，耽误了许多学习时间。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把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这就是我在当时学习时的心理。其实，那时因为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家庭也曾受到冲击，我曾一度失去经济来源，每天只能靠馒头加辣椒酱充饥，但自己并未就此沉沦，逆境中更激起了我的斗志。我深知要想实现母校的期望，自己的理想，打好扎实的基础是我现在必须首先做好的。中学学习数理化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变成学习医学基础知识的死记硬背，的确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我觉得学习医学基础知识是没有太多捷径的，哪条神经的走行是怎样的，哪个药物的药理作用、配伍禁忌是什么，哪种病菌的致病机理是什么……每一个知识点都需要踏踏实实背下来，来不得半点虚伪、马虎，基础打好了，将来临床才能灵活应用，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日后的临床工作中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宣武医院，我特别珍惜宣武医院给我的这个学习工作的好环境，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工作中真正做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所以在业务上提高较快，也就较早的在工作中得到提拔。我深知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并不意味着看书学习的停止，相反我更加勤奋，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因为临床中遇到的问题让我觉得我有太多的不知道，病人痛苦的表情给我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时候把临床的知识和书本的知识结合起来，往往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除了勤学，还要好问，还有许多知识并不是书中能学到的，遇到不懂不会的还要谦虚好问。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多实践，书本的知识看的再多毕竟是纸上谈兵，临床中遇到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医生是一个需要实践、动手的职业，经验的积累是成为一个好医生至关重要的。许多年轻医生问我毕业后到工作岗位上怎样才能提高更快，我的经验可以归结为六个字——勤读书，多实践。《论语·子路》就曾经引用谚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明白从医的人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的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学医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勤奋努力，不仅在学校要努力学习基础知识，工作以后还得要不断学习临床知识，不断汲取新的、前沿的知识。

　　从事皮肤科专业后，我觉得皮肤科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肤浅，没有前途。皮肤科是一个发展很快、很有前景的学科，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因为对从事专业的热爱，工作中我更加勤奋、上进。皮肤科是一个以门诊为主的科室，患者用药后效果如何，出现什么变化，往往得不到回馈，这样就阻碍了医生经验的积累，医术的提高，因此我非常重视对患者的追踪、随访，常常主动打电话给患者询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那时候有的患者家里没有电话，我就写信随访。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比别人付出的多也就注定比别人收获的多，几年下来我就积累了一套自己的诊治经验，有的东西是从书本上，甚至前辈那里都学不来的。

工作中除了看病人，我还常常有一些开拓创新的点子。记得那还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牵头研制了一种“止痒护肤浴膏”，当时一次次地改进配方，一次次地在自己身上试验，一次次地到工厂协商生产事宜。“浴膏”最终成功生产出来了，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我觉得我的那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1994年，卫生部有一次公派到泰国皮研所学习一年的机会，名额很少，我凭自己的实力争取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说实话，到泰国后才发现生活条件比想象的还艰苦，饮食也很不习惯，当时我已经40多岁了，想想家中的妻儿，也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但很快我就发现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我又抓住了这一年的时间好好学习。不懈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回国后我的业务水平，尤其是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我担任了皮肤科主任后，不满足于皮肤科的现状，立志要把宣武医院的皮肤科做大做强。当时首医系统的皮肤科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与协和、北医的皮肤科相去甚远，当然这是由于一些客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带领首医的皮肤科腾飞。1993年，我在首医皮肤科界里第一个申报并获批准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当时首医还未建立皮肤科学的硕士授权点，我是寄在“免疫学”的篱下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那时，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国内刚刚兴起，我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做分子生物学试验，我们的成果论文才能走到前沿。但是，看看我们的现实条件又谈何容易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实验室，甚至连一根试管都没有。但不服输的我决定要打就打个漂亮仗，要干就干得最好，我带领学生从准备一根试管、一个烧杯做起，一点一点把实验室建立起来，经费不足，能省则省，别的实验室淘汰下来的旧东西能用的就洗洗涮涮接着用，要用到暂时买不起的仪器就拿着标本到人家实验室去做，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到处去请教，一次次慢慢摸索合适的反应条件，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论文发表在皮肤科学最权威的杂志上，当时全国皮肤科学界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文章还是凤毛麟角。不久，PCR（多聚酶链反应）技术在国内做得如火如荼，我又发现国外LCR（连接酶链反应）技术已得到美国FDA（食品和药品管理部门）批准用于临床，与PCR相比它的影响因素更少，敏感性和特异性更好，并且取材是无创的。我又果断地将LCR引入我们的实验室，当时包括我们全国仅有三台这样的仪器。我的几个硕士研究生以此做的课题，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现在我们实验室的设备、仪器已比较完善，可独立进行多种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等试验。两年前，在我的努力和学校领导的帮助关怀下，首都医科大学皮肤病与性病学博士授权点也建立了，同时我也申请并获得了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尽管，这个博士点的力量还很薄弱，目前仅有我一个导师，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带领大家不断向上，不断提高首医皮肤性病学的整体水平。

　　去年岁末，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首都医科大学皮肤性病学系挂牌成立，我被聘为第一任主任。通过学系可以团结首医系统其他医院的力量，整合各医院资源，尤其是实验室资源和临床资源，为年轻医师和研究生铺平道路，打开局面。通过学系这个平台，我想我们首医皮肤性病学的整体水平会提高的更快。

　　同时我还热心于社会活动，担任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委员会全国委员兼性病学组副组长、中华皮肤科学杂志编委、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编委、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临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皮肤科学会委员兼秘书、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科学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北京市卫生技术高级职称皮肤性病科评委、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首都医科大学性病临床诊疗中心主任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首医皮肤性病学科的地位。并被邀担任卫生部统编《皮肤性病学》第五版、第六版教材的编委，这是对我已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有助于提高首都医科大学的声望。

　　虽然，我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我宁愿推掉会议，停掉专家门诊，也要尽量抽出时间担任本科生的教学工作。我讲课形象、生动、有趣，深得同学们的喜爱。一方面，我想通过我的讲课，激发同学们对皮肤病学的兴趣，改变大家认为皮肤科脏臭的印象，希望有更多的有志青年补充到皮肤科队伍中来；另一方面，也想将我这些年来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在学习工作中少走一些弯路。

　　最后，我想告诫同学们，业精于勤荒于嬉，少壮功夫老始成，莫等到白了少年头，才空悲切。总结我这些年来成功的经验，我觉得既要有远大的志向，也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去努力，用一句古语归结为八个字，送给同学们——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用胆识、智慧和热情做一名无畏的医者返回顶部

——访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 赵春惠

　　赵春惠，女，中共党员，1953年3月出生，主任医师，教授，1978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现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传染病医院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交流促进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北京医药卫生界海外联谊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女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丰台区医院协会会长等。

　　身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主任医师、教授、管理专家的赵院长，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还担任着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全国传染病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丰台区医院协会会长，北京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促进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药卫生界海外联谊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女医师协会副会长等。从最初的一位医学院学生到主治医生、主任医师、教授再到今天的医院管理专家，赵春惠始终未变的是对传染病防治事业的孜孜追求，对患者、对职工无限深情的爱。 以赵春惠院长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率领“佑安人”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使佑安医院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护理、管理及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以大专科小综合为特色的综合性传染病医院，确立了“佑安”在我国传染病专科领域的核心地位。她常说：“医院今天的昌盛，得益于几届领导和全体职工的辛勤耕耘， 更得益于科学管理和不断创新，扛起防治传染病这杆大旗，靠得不仅是爱心，更需要勇气和实力。”如今“求实、奉献、精湛、创新”的院训正是佑安医院历经磨练后永恒不变的精神写照。特别是在2003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这种精神在考验中得到了升华。

　　“非典”阴霾里走出阳光天使

　　2003年的“非典”之战是一场意外的灾难，一时间疫情蔓延，全国被恐慌笼罩着。赵春惠有着高度的洞察力和敏锐性，她首先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她带领全院职工临危授命，先后创造出了七个第一：最早收治病人；最早总结出SARS诊疗护理常规；最早利用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并总结出系列中药组方；最早进行CT科研攻关，进行鉴别诊断；最早开展SARS尸检，进行基础研究；最早规范出院标准，从佑安医院走出了本市第一位被治愈的患者；最早开展科研攻关，近百篇SARS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成功救治了195名非“典患”者。医务人员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佑安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光荣称号，赵春惠也被光荣的评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实施“三名战略”、加速学科建设

　　从医学生到医生再到院长，赵春惠深深的感到医院的发展和建设必须依靠先进科技的力量，必须有自己的学科特色，要通过实施“三名战略”，即用一个名医，带起一个名科，一个名科带起一个名院的发展战略，实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自80年代初佑安医院的领导就提出了“大专科小综合”的战略构想，围绕传染病专科，建立了相关的二级学科及边缘交叉学科，以此带动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全面发展。近年来经过不断努力创新，佑安医院的性病、艾滋病、消化内科、肝胆外科、人工肝等学科作为北京市的重点学科在医疗、科研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先后成立了北京市性病、艾滋病诊疗研究中心、北京市人工肝治疗培训中心；北京市肝病内镜会诊治疗中心；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肝胆疑难病会诊中心及佑安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中美肝脏移植中心和佑安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建立了中西医结合病房、门诊、实验室及中药房和煎药室等一流的硬件设施；拥有一批国家级名中医；先后开展了病毒性肝炎的实验研究、中医药理论研究、病毒性肝炎的疗效机理研究、病毒性肝炎的中医药文献研究及名老中医临证经验的研究等国家级科研课题。该院中西医结合科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治疗传染病、艾滋病临床基地，同时还是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肝病重点学科、北京市综合医院中医示范工作单位。

　　佑安医院是卫生部指定的全国传染病医师进修培训基地，为全国29个省市培养了大批的传染病医护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在全国成立了26家协作医院。医院成为首届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传染病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单位；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治疗与关怀工作委员会主任单位。

人性化服务构建和谐医院

　　赵春惠院长常说：良好的医患信任关系是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要素，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高风险行业，患者在就医时往往会持续选择其所信赖的医院和信任的医生，医患信任关系的建立会成为患者选择医院的关键。赵院长认为，在医院管理中必须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观，寻求一种新型的医患信任关系，促进医院持续健康发展。正是在这种管理理念的影响下，佑安医院在全市乃至全国率先成立了关爱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的“爱心家园”和“肝病康乐家园”，实现温馨式服务。

　　早在1990年，佑安医院就率先建立了艾滋病病房，配备了业务精良，有奉献精神的医护人员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并收治了我国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探索出了一条把治疗、护理、健康教育及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有机结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医疗护理模式和新型医患信任关系。迄今为止，该院收治了千余例次艾滋病住院患者及5000余例次门诊治疗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为40000人次提供了心理支持服务。 许多国家元首、国际友人、知名人士慕名参观了爱心家园，对爱心家园的出色工作表示了崇高的敬意。美国总统克林顿、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弗瑞斯特等在参观爱心家园后感慨地说：“我亲眼看到你们把所有的爱都奉献给了病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中国医生是最好的。”

　　针对传染病人的心理特点，开展了心理治疗并开办了营养康复门诊和肝病咨询门诊，使广大患者在治疗中，身心同时康复。为了使患者空腹抽血后不长时间饿肚子，推出了免费为患者送饼干和牛奶的服务；在门诊实行“起立接诊，查房问好”，体现医患之间的平等和友善；在住院病房实施了整体化护理和舒适护理， 工作中推行“沃母式”的人性化服务。运用自理学说知识增加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和情感投入，使患者出院后能延续自我护理程序；门诊及病房的导医护士由等待患者询问到向前迈一步，走出门诊楼主动迎接患者，每位患者住院都由病房护士主动接到病区，做各种检查也有护士一陪到底，实行首问负责制，使咨询导诊群众化。在服务中树立整体医疗观念，把为病人服务延伸到病人的心理、家庭和社会等方面，从临床医学延伸到预防医学、康复医学、自我保健医学，全方位为病人服务好。多年来，佑安医院推出了20多项便民措施，深受患者的欢迎。特需病房的“一朝入住特需病房，终生为您服务”的理念，从细微之处体现了医患之间的和谐与信任，用优质的服务打造出了医院良好的服务品牌，提升了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广纳贤才 科技兴院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兴业之本，惟在用人。”赵院长认为，医院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在现代医院管理中，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广纳贤才，科技兴院。长期以来， 赵院长一直不遗余力地关心爱护老专家，注意使用培养中青年专业技术干部。医院宽松的用人环境不仅留住了本院的中青年技术骨干，还吸引了院外的青年专家主动来到“佑安”落户，而且使一些曾经调离医院的职工也纷纷申请调回来。经过多年的耕耘，佑安医院从人才匮乏到专家云集，拥有了一批学术上造诣深、临床经验丰富的全国知名专家队伍，建立起了人员齐备、结构合理，适应21世纪医学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群体。现在，佑安医院拥有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优秀跨世纪人才和北京市科技新星，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资深专家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共百余人。

　　人才梯队的建设，有力的加强和推动了医疗科技创新，促进了医院的发展。 佑安医院始终坚持走“科技兴院”之路，建立起了一批特色科室，人工肝病房、重症肝病科、肝病消化科、中西医结合科、肝病妇产科、肝胆外科、肝病肿瘤科、介入影像中心等等。在诊断治疗中， 建立了“内科药物——人工肝支持治疗——肝脏移植”的重型肝炎综合治疗模式等。 多年来，开展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百余项，许多学科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佑安医院完成和正进行的科研课题七十多项，牵头承担了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北京市病毒性肝炎临床诊断及治疗一体化研究”、承担了国家科技部863项目以及中英合作项目 、承担了卫生部“关于艾滋病防治”等重大医学科研项目。医院先后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及数十项省市级科研成果 ，出版传染病医学专著十余部，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近千篇，二十四位专家分别担任中华医学会、省市级医学会以及学术刊物的学术职务。作为卫生部指定的全国传染病医师进修基地，医院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优秀人才。佑安医院全国建立了二十余所协作医院，与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合作开展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成功的国际合作使佑安医院构建起了一支来自美国、英国及国内的著名专家组成的客座教授队伍和技术骨干力量。 如今，佑安医院从单一学科发展到多中心、多学科，一跃成为我国知名的大型综合性传染病医院。

学海无涯 母校情深

　　作为首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赵春惠院长一直对自己的母校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和感激之情，她动情的说：“我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来源于母校，它就好比是孕育我成长的妈妈，是母校教会我治病救人的本领，教会我不怕困难，坚韧乐观的人生态度，给予我面对挫折永不言败的勇气。”面对今日的学弟学妹，赵院长就像是自家的大姐，语重心长说：“知识和本领都是祖国和人民给予我们的，学海无涯，探索无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的双手托着百姓的健康与性命，理应恪守医德，精益求精，竭尽全力解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就是医生最终极的愿望。……

　　说到对未来的向往，赵春惠院长还是离不开它深深爱着的传染病防治事业，惦记着医院的发展和患者安危。她为笔者勾画出了一幅佑安医院的美丽画卷，要用精湛的医术、优质的服务，不断促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使之成为科学管理一流、人才队伍一流、医疗技术一流、优质服务一流、医疗设备一流。优美环境一流、基础建设和服务功能一流的国内领先、国际水平的现代化和谐医院。

抓住机遇打好基础正直勤奋历练成才返回顶部

高东宸

　　高东宸，男，1941年9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中苏友谊医院（现北京友谊医院）外科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外科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普外科副主任，医院副院长，1992年至2003年任友谊医院正院长。曾任卫生部新药评审委员，国家药监局新药审评专家库成员，《国外医学外科学分册》主编，国内多种外科专业杂志的编委，曾任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医疗中心主任，北京市非典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甄别组组长。

　　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与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个人的完整的生命过程来说，都是上天赐予你的一次难得的机遇。如何把握住这次机遇，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出波澜壮阔的人生活剧，则是在其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决策。人的一生有许多多的机遇，有些机遇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但又有很多机遇是稍纵即逝的，不牢牢地抓住就可能成为终生遗憾。当然，良好的机遇并不代表一定会有良好的过程和结果，掌握了机遇，还要进行艰苦的历练，脚踏实地的聪明运作才能达到生命的辉煌。

　　一九六零年九月，我考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在中学作文课上经常写到的一个远大理想，长大了能成为一名医生，这一难得的机遇落到了我和另外二位中学同学的头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天比现在的蓝，水比现在的清，人比现在的土，情比现在的浓，天灾人祸导致物资极度的贫乏。正在长身体，长知识年龄的青春学子被营养不良和浮肿病困扰。当时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学期都要拿出时间到农村去参加秋收夏种或用镰刀去手工割麦，其劳动强度之大，是今天的年轻人不能想象的。尽管那时年轻，也有不少同学被累病了，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的同学经受了身体和意志的磨练。老师们和我们一样去参加劳动，吴阶平院长和陈化书记和我们一起吃糠咽菜，给我们讲理想、信念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知识。那时的北二医只有半座没有外皮的教学楼。学生老师的住处和教室都在这一亩三分地里面。没有操场，吃饭的地方是工地的工棚。满院子的砖头瓦块，坑洼不平的道路，还需要学生们去平整，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吃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大家当时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物质生活的匮乏，并不能阻碍精神生活的丰富。越是困苦，越是努力学习，希望通过我?这一代人的奋斗，创造新的生活。

　　我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一段初上大学的艰苦历程，是因为我一直把它作为自己即将走向社会的启动点，我要用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来改变那苦难的过去，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终生的力量。我感到，人生的这一重要的经历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碰到的，是值得珍惜的，也必将成为一个人一生奋斗的永恒动力。《甲方乙方》是前几年的一部所谓“贺岁片”，一位有钱人一定要去吃苦，最后搞得灰头鼠脸，贻笑大方。那是一种戏谑人生的噱头。但是，让今天的青年人过一点艰苦的日子，我认为仍然大有必要。在安乐窝里要想磨练意志是不可能的，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困苦中度过的。纨绔子弟成才者几乎没有。

　　基础课的学习阶段是重要的，也是枯燥的，大多是要靠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考完试，很多知识又交回老师了，尽管如此，也要多记住一些学过的内容。进入临床课阶段以后，我忽然觉得，为什么很多基础课的知识和临床有那么大的差距呢，但当我把临床课学到的，看到的与相关的基础理论联系起来时，又感到豁然开朗，问题迎刃而解，知识也记忆的牢靠。每个人的兴趣不同，我是喜欢临床医学的。1965年的夏天，我作为北二医的首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当时的中苏友谊医院外科任住院医师，上班不久，以微循环理论为依据的应用654-2治疗急性阑尾炎的临床科研工作在孙衍庆教授的主持下就开始了，我是唯一年轻住院医师参加课题组的成员。在这一科研实践中我受到了初步的训练，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一年以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医院的工作自然也受到巨大的干扰。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医生，本应该进入系统的临床专业技能的培训和实践，但医院和科室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科主任成了黑帮、特务和反动权威。由于家庭出身（我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员，但他参加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的关系，我在文革中一直是逍遥派，不得不去参加的政治活动也是坐在后排。在文革的十年当中，我把医学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复习，即使在上山下乡的三年期间也利用空闲时间浏览仅有的一点文革前的医学杂志和书籍。我几乎通读了当时医院图书馆里外科专业文献，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在文革期间自学了第二门外语—英语，并阅读了很多英文资料，翻译了几十篇文章。我认真管好每一个病人，写好每一份病历。我清楚地知道，一份病历的内容是否真实、记录是否详尽、分析是否透彻、处理是否科学、文笔是否流畅、书写是否整洁规范是一个医生素质水平的重要反映。我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我的下级医生的。我经常给学生批改病历到深夜，自己也是一种提高。我认真对待每一次手术，手术前一定要看有关的解剖和手术图谱，手术中仔细操作，绝不说东道西，严格履行一个外科医生的职责。我也虚心向高年资和同年资的医生们学习，学习别人的强项和特色，虚心求教。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一个青年医生必须具备的品质。谦虚是一种美德，但又必须以有真才实学为基础。有本事的人是从来不会张扬的，夸夸其谈者只能是马谡。

　　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要待病人如亲人、如父母。在中国，人太多了，病人也太多了。每天要看那么多的病人，做那么多的手术，能每个人都那么尽心竭力吗?我认为只要把自己作为医生的位置摆正，克尽职守，细心周到，态度平和，精心处置，就一定可以完成悬壶济世的崇高使命。病人对医生是信任的，他把健康和生命都交给你了，他还不信任你吗？我们应该对得起病人，真的不应该出什么闪失和谬误。我们作为医生，就是天降大任，在人世间，人的生命是第一可宝贵的，而健康的生命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既然选择了医生的职业，就应该担当起这个大任，也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自己之所能为病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我们应该看重这一岗位，珍惜这一岗位，维护这一岗位，不允许乌七八糟的东西玷污这一岗位。现今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医学界可以在其中大有作为。要想排除社会偏见，首先要从我做起。不要那么多的怨天尤人，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对方，恪守职业规则，养成良好医德，掌握精湛医技，我们就可以融入和谐社会，并为之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病人治病，更多的应该是谦虚谨慎，而不应该有丝毫的狂妄和大意。有时，大胆是必要的，但要在技高的基础上。如果技不如人，宁可甘拜下风，绝不可拿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作赌注。老一辈的医学专家不止一人说过，行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一箴言不会束缚住年轻人的手脚，它让每个医生在任何时刻都不要骄傲，都要小心谨慎。这样就一定可以少犯错误，少受损失，少走麦城。当你的业务能力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日常的多发病，常见病不一定都要战战兢兢地“临深渊、走薄冰”。但也要认真仔细、毫无马虎的诊治。这就要求深入，一定要在深入第一线中观察了解疾病的全过程，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抓住本质，才能心明眼亮、准确、及时、果断地处理好每一个病人。

　　我自幼喜欢文学、艺术，外表文静，性格内向。在中学时就粉墨登场在学校礼堂演过京剧，说过相声。现在也算京城名票。书法和诗词也是我的爱好。“仁爱博精”是友谊医院的院训，我用毛笔书写后把它镌刻在门诊大楼前的石碑之上，这是医院文化的一个体现，作为医生和曾经的医院管理者，应该用丰富多彩的、优秀的文化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良好的兴趣爱好更能使繁杂冗长的工作压力得以轻松的调剂，使枯燥凝重的临床诊治获取优美的弦律，使令人头痛的人事关系变成温馨的微笑和理解与满意。在许多情况下，它是沟通的桥梁和触类旁通的利器，很多科学家如钱学森、李政道、吴阶平都有着高超的文学功底和优良的艺术素养，并认为是促进科学创造的有效途径，共同的认知和集团的文化是事业发达的动力。这不只是领导者的兴趣，更应该是每个成员一致认可的道理。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空间，多方面地汲取多种文化和技艺，特别是人文方面。它对你的主业是会大有裨益的。几年以前，我的大学同学甘兄写了一首“十句诗”赠我，我曾步韵奉和，现录和诗于后，聊与同辈和晚辈共勉。

　　一字之师敬绍伯①，

　　二龙同志效缓和②。

　　三生有幸逢盛世，

　　四知方可论干戈。

　　五里之中都是雾，

　　六合华彩任评说。

　　七宝待得修月手，

　　八斗才高只为国。

　　九天揽月英雄事，

　　十步香草望蓬勃。

　　注：

　　①绍伯：大学同学名，也属小龙。

　　②缓和：春秋时，秦国名医高缓、高和，有起死回生之术。

学习 继承 发扬 用心服务患者返回顶部

韩 洪

　　韩洪，女，1956年8月出生，1983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分配到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医科工作至今。现任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1978年是中国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动乱造成各条战线人才匮乏，青黄不接。当时我已参加工作近4年，从小就向往的大学梦终于有机会实现了。我怀着满腔热情，抱着用知识建设祖国把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远大理想考入了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因此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经过五年的学习生活，我以优异的成绩拿到毕业证书。

　　1983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第六医院。我作为一名从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走进了这座即将百岁的老院。这一年和我一起分来中西医大学生近30名。院领导对我们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希望我们将来成为医院的栋梁，续写六院辉煌的历史。我们也是满怀激情，雄心勃勃，就像当年老一辈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支援边疆建设美好家园一样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和使命，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临床知识，改变知识断档的状况和青黄不接的局面，为人民服务。那一年我被分到中医科工作。

　　北京市第六医院建于1885年，是北京最早的一家教会医院。中医科建于1956年，科主任曾由巫君玉（原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担任。1978年第六医院响应国家中西医结合的号召，建立中西医结合病床70张，1984年在第六医院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市卫生局拨款60万元，成立北京第一家中西医结合基地。院领导非常重视，由中医科主任和内科主任抓病房的建设和医疗管理工作，下设主治医师医1名，住院医师2名。我有幸成为中西医结合病房的一名住院医师。在这一年中巫君玉副局长每周查房1次，在中医临床方面我得到他的亲传。在病房工作中，西医内科主任们亲自带我，言传身教，教我各种疾病的西医诊断治疗方法，手把手的教我各种检查操作。工作中不断鼓励我，大胆使用我，使我的中西医水平迅速的提高。我今天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和那时打下的扎实基本工密不可分。他们不仅在医术上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在医德上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使我懂得了只有良好的医术是不够的，还要有良好的医德才算是合格的医生。 因此，我在不断提高医术的同时，励炼自己的医德，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

　　到2006年的今天，我已是一名在六院工作了23年的医生，这其中我亲历了建院100、110周年的日子，2005年又迎来了她120岁华诞。1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在北京地区的医院中她却是一位长者，她像一棵百年古松依然枝繁叶茂，向世人展示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在此同时我也在成长，从一名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最后晋升为主任医师，并于7年前担任了中医科主任的职务。

　　我非常热爱中医药事业，23年我既能继承传统医学的精髓，又能不断开拓创新。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术造诣，中医医疗服务受到病人的信赖，医术精湛，在群众中有较高声望。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具备会诊指导综合解决各种复杂疾病的能力还具有良好的学风。在继承王大经老师的学术思想、经验和技术专长方面成绩突出，并对其思想的继承研究有所突破。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有独特的学术见解和临床经验。多年来，我根据临床需要，把为患者解除病痛的重点放在提高常见病、多发病的疗效上。工作22年来（截止到2005年）累计诊治病人约13万余人次。在病房会诊中配合内科运用中药治疗冠心病心功能不全，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伴呼吸功能衰竭，糖尿病肾病及脑血管病昏迷高热的病人收到良好的效果；在2003年3月抗击“SARS”的战役中积极参与，自处中药处方开展预防SARS工作，给SARS患者会诊，并参加SARS康复科研立项，负责中医药对SARS康复治疗的观察。特别是在治疗风湿类疾病、糖尿病足领域疗效显著，并具有解决该专科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能力。擅长治疗风湿类疾病并有独到之处，如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硬皮病，干燥综合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广大患者解除病痛。因此，于1998年至今任北京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另外自1998年至今潜心研究下肢皮肤溃疡的外治法，运用解忧汤外洗治疗糖尿病足，下肢静脉炎、静脉曲张合并溃疡等难治疾病，效果理想。1999年主持“解忧汤”外洗治疗慢性皮肤溃疡科研课题，并在东城区科委立项，担任课题负责人。此课题2002年被东城区卫生局评为科技进步奖。2003年被东城区工会评选为“东城区经济技术创新工程优秀成果奖”。近两年正在进行解忧汤外洗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与实验研究。2005年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再次申报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带领全科医生开展解忧汤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观察，并和内分泌科，血管外科，化验室等多学科协作，同时与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联合攻关，对解忧汤进行临床和基础试验研究。为糖尿病足的病人提供科学、高效、价格低廉的外洗中药，使他们远离截肢的痛苦。并积极开展糖尿病足的健康教育，使广大糖尿病患者充分认识糖尿病足的危害。2005年我在北京电视台“电视门诊”、《健康报》和社区健康大课堂开展糖尿病足的预防和治疗的宣教工作。为攻克糖尿病足这一跨学科疑难病症做出突出贡献。面对众多的糖尿病足患者，我还研制出预防糖尿病足的外洗剂。对糖尿病足做到早期预防，早期治疗。

　　我在教学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自1994年我先后担任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内科》《中医妇科》的授课工作和临床带教工作。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学院海外留学生临床带教工作。担任中国国际针灸中心的海外留学生的临床带教工作。教学工作中我发扬了老一辈的教学风尚，将书本知识和我的临床经验生动的、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们，希望他们能够把所学的知识更好的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受到学生们的好评。3次被医院评为优秀教师。

　　现在的六院中医科是一个医、教、研为一体的临床科室。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另外两名医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有专长并有一定的影响，分别担任北京中医药学会湿病专业委员会、糖尿病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职务。

　　由于我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业务水平， 2001年底通过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的选拔考试成为“北京市中医药人才培养计划”的培养对象。经过三年的培养2004年12月各项考试成绩合格，成为北京市中医药人才之一，同时成为北京地区的中医药专家。2005年12月参加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举办的“北京首届群众喜爱的中青年名中医”的评选，并成为25名候选人之一 。2006年2月被北京市总工会女工部评为首都巾帼之星。

　　总之，我在医、教、研方面能密切的注意国内外医学动态，对中医的新技术、新理论有敏感的接受和领会能力，有所发明创造并能把研究成果很快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广大患者解除病痛，同时把所取得的经验撰写成文，在国家级、省市级杂志共发表论文多篇。我没有辜负母校对我的培养，六院对我的希望。在这里我要感谢母校和六院给了我展示人生的机会和舞台，感谢曾经教过我的各位老师，感谢给了我信任、理解、支持和快乐的母校以及同学们和同志们。

　　在校庆5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母校培养出来的医生，只有用自己的医术、医德和毕生的精力回报社会，为母校增光。希望今后我们这所医学院校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为培养出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而努力。

　　最后我想告诉师弟师妹以及青年医学生们的是：在你的人生中，如果选择了医学专业那就意味着选择了无私的奉献，选择了终生学习，选择了对生命的责任。作为一名医生的神圣和伟大之处是医生以外的人所不能体验的，接受挑战吧，做一名医生你将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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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惠国

　　丁惠国，男， 1966年1月出生。1988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医疗系，分配在北京佑安医院工作，并先后在1993年和2002年获首都医科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北京佑安医院肝病消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医生职业是我毕生的事业

　　医生的职业是崇高的，是许多人非常羡慕的。但是，作为一个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的医生，就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因为他们每天都暴露在高危人群中，感染各种传染病的机率要比一般医生高得多。“医生不仅仅是你的职业，它是你毕生的事业”，这是我国著名传染病学家、重庆医科大学首届校长——钱德教授对我的毕业赠言。职业是一个人从事的工作，而事业则需要奉献，要有追求和理想。198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佑安医院工作2年，当时全国很多大学生选择“下海经商”，而我选择了继续上学。1990年我考入首都医科大学，攻读消化内科学硕士学位，在国内外著名消化病专家于中麟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生涯。由于当时学校研究生招生规模非常小，全年级二十多名硕士生、几名博士生，所以，竞争很激烈，我也非常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在北京友谊医院临床一线的实践中，我的导师——于中麟教授及其他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王宝恩、张淑文等教授，他们崇高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对我影响极大，是我学习的楷模，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和鞭策我献身医学事业。我热爱自己的专业，也珍爱自己的每一个病人。因为我深信，“病人是医生最好的老师，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病人无私的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努力做到医疗质量、服务质量双第一，对病人有爱心、仁心，对工作要有责任心、细心，对科学研究严谨、有恒心、信心。2005年6月，我随医院组织的访问团参观了英国牛津大学、意大利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和服务理念对我的工作产生较大的影响。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只有做到“以人为本”，与患者真诚的勾通，多交流，以优良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对人民的健康负责，才是一个好医生，才能避免目前这种紧张的医患关系，即使有些小问题，也能得到患者和家属的理解。

　　作为一个临床医生、科主任，要追求事业，必须要得到医院领导的支持和帮助。近5年来，我院赵春惠等院领导为我个人的成长和科室的发展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发挥作用的舞台。1999年我人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时，赵院长亲自与相关领导交流，介绍情况。我也是医院最早的“科技新星”，后来，因为工作成绩突出，破格晋升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与同龄人比较，我提前了2年。因此，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领导的支持与厚爱。当然，自己必须努力的工作，尽最大努力做出优秀的成绩。

爱岗敬业、乐而不疲

　　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日复一日地与各种病魔打交道；过硬的医疗技术是医生的生命，也是病人生命的保证。医生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和差错，因为医生的任何过失会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命。作为一个医生，首先要热爱自己的职业，更要喜欢自己的工作岗位，要把职业作为事业去追求。1992年春节大年初三，我在北京友谊医院急诊室值一线班，上午11点左右同时来了5名需要紧急抢救的病人——急性心肌梗塞严重心律失常，肝硬化消化道出血，慢性肺源性心脏病II型呼吸衰竭及2名食物中毒民工。我和另外一名实习医生及2名护士接诊后马上采取初步抢救措施，经过一小时紧张工作，所有病人脱离危险。通过这件事，使我深深意识到，没有过硬的医疗技术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激励着我更加努力的学习、工作。1993年回到北京佑安医院值的第一个夜班，来了一个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失血性休克患者。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入院时血压测不到，神志不清，生命垂危，直系家属不在场。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我当即和护士进行抢救：锁骨下静脉穿刺，快速扩容，一小时内用手推入鲜血600ml，血压回升…，生命体征平稳了。昏睡了5天的患者终于醒过来了。最后经胃镜检查确诊为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经过3次内镜下介入治疗，病人痊愈出院。他家带着全村老乡的感激送来一幅锦旗“医术高超，奇迹不奇”。是的，“我们仅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点工作，却得到了社会如此大的回报”。作为一个医生，我们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顺利的康复出院，我们希望能战胜所有的疾病。但是，医学存在许多未知数，疾病的发展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我要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不断地探索，去征服一个个病魔，攻克一个个难关。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1999年，我进入了首都医科大学首届博士研究生进修班，全脱产完成了博士学位课程的学习。在王宝恩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与肝病拼搏的历程。研究生的培训过程实际上是各种能力的培养与锻炼过程，包括临床能力、科研能力及管理能力等，也是涉取新知识最多的阶段；在这阶段必须要学会独立工作；在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中，必须做到实事求是，科学、严谨；要做事，先要做人，要有团结协作及献身精神。我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肯定能取得满意的成绩，成功属于有准备的人。

　　2003年3月中旬，北京遭受SARS肆虐。4月份，北京的SARS疫情极为严重，人心惶惶。亲眼目睹我院首批进入SARS病房的同事门工作在极其危险和艰苦的环境中，而且有的同事因过度疲劳而感染SARS。我立即向医院领导和SARS领导小组提出申请，要求进入SARS隔离病房，与同事门一道并肩战斗。我们都知道，SARS是一个新出现的急性传染病，许多问题尚无人知晓。因此，我们同时向医院提出了有关SARS的研究设想、急待解决的问题和具体的实施方案。很快，医院领导和SARS领导小组批准了我的申请和建议。由我负责正式成立了北京佑安医院SARS课题组，于5月8日进入SARS隔离病房。课题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北京佑安医院SARS的临床救治和基础研究工作。大家知道，SARS患者的痰、大便等分泌物都有极强的传染性，而我们每天就和这些分泌物打交道，到病房和患者近距离接触，采集可靠的临床资料和收集标本；同时还探索安全、可靠的标本留取方法，以保证研究过程中人员的安全。经过课题组艰苦的工作和一线医务人员的密切配合，使得这一工作很快顺利进行。我负责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救治综合示范研究”列入国家863计划。

    与时俱进、锐意创新

　　时代在前进，事业在发展。作为一名医生，也必须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我最欣赏邓小平的这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我认为，医学要发展，就要脚踏实地做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赢得患者的认可，赢得我们应有的地位，获得别人的尊重，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不发展，不行；发展慢了，也不行；发展慢了，就是落后，就会被淘汰。近10年来，我在继承和学习老专家经验、理论的同时，也不断的提出新问题，不断做一些创新性工作。2002年6月，我有幸在香港大学医学院玛丽医院胃肠和肝病科进行近6月的临床培训，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理论。在BCY Wong教授Chi Kuen Chan医生的指导下，我的临床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临床能力及科研思维也得到明显锻炼。

　　当然，发展和创新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只有在正确理论思想的指导下，才会避免发展和创新带来的风险，得到更多的益处。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新问题，要敢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肝硬化门脉高压症并发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急诊治疗、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诊断治疗技术、重症肝炎临床治疗等方面采用了许多新技术、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要有良好的医德，以身作则

　　中国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存在一些问题，目前社会反映的“看病贵，看病难”，老百姓对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也不满意。只要我们换位思考，就能理解老百姓的意见。作为医生，只有努力做到医疗质量、服务质量第一，对病人有爱心、仁心，对工作要有责任心，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永远内心无愧。在这些方面，我们要继承老一辈医学专家优良的职业道德，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不仅仅将医生看成是职业，而是一种事业。在追求任何一个事业过程中，都必须有奉献。我能做到，我也要求我们的医生、在读研究生和护士也能做到，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做任何工作，任何事情，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努力进取的敬业精神。

　　我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校友会的邀请，为这本书写一点我成长的经历。我要感谢培养我成长的恩师和各级领导。“宝剑锋从磨砺来，梅花香自苦寒来”。目前，首都医科大学已经走上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作为首都医科大学培养的研究生，作为首医人，我将更加努力工作、学习，为首都医科大学的腾飞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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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钟平

　　段钟平，男，1962年11月出生，1983年河南省开封医学院毕业，1998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并获得内科学博士学位，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暨第九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传染病学系、消化病学系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市人工肝治疗培训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常务委员兼重肝与人工肝学组组长，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血液净化分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工肝及血液净化攻关协作组组长，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人工肝血液净化科技攻关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治疗及预防技术咨询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科委肝病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此外，还担任中国血液净化杂志副主编，中华肝脏病杂志、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检验医学杂志、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等11个杂志编委或特邀编委。主要从事重型肝炎肝衰竭的实验与临床研究。

　　2005年8月，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体育馆隆重开幕。包括150余名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67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汇集一堂，交流各自学术领域的最新近展。作为年会仅有的两位非院士主题发言人，我应邀就肝炎防治与研究的现状做了40分钟的大会报告。当我走下讲台，面对数千名听众兴奋的表情、耳边潮水般的掌声和眼前闪烁不断的闪光灯时，脑海中交替浮现的是我的导师王宝恩教授那苍苍的白发，首都医科大学这片培养我一步步走向全国学术讲坛的沃土……

良师引路，用爱心与责任心勤奋探索

　　1995年，在参加工作12年后我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幸运地师从我国著名的肝病、消化疾病专家王宝恩教授，进行肝纤维化的相关研究。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恩师的言传身教、对病人极端负责的态度、对学术问题执着深入研究的精神在我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病毒性肝炎一直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传染病之一，更是我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国现有约1.2亿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3 000万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每年死于肝炎及其并发症的患者达数十万人，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超过1 000亿元人民币。由于目前西医没有更理想的治疗方法，我一直对中医中药这个国粹的神奇疗效很感兴趣。在进京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就想是否可以有一种配方能制成方便高效的中成药制剂，以阻断或减缓肝硬化进程，并曾尝试着配制了一种取名为“乙肝得康冲剂”的中成药，进行过初步的试验研究。幸运的是当时王教授已经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效果明显，开始着手系统研究有效的中成药配方并取名“861”。师从王宝恩教授以后，接触到了“复方861”，在科研、临床各方面深受启发，进一步感受到对中成药深入研究的意义和应用于临床的巨大潜在价值。在“乙肝得康冲剂”的研制过程中，从每一味中药材的炮制到成剂的制作，从动物实验观察到实验室检测，这期间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又怎是“辛苦”两字能概括得了的。有付出就有收获，1996年 “乙肝得康冲剂”在美国洛山矶世界传统医学博览会一举获得金奖，1997年又在中国专利技术博览会获得金奖。以此为基础，在我的导师王宝恩教授指导下，“复方861”阻止肝纤维化的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1998年我的博士研究课题“阻断及逆转肝纤维化的实验及临床研究”获得了国家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组织半定量计分结合血清纤维化指标诊断肝纤维化的对照研究”在1998年第九届全国病毒性肝炎会议中获得青年论文三等奖。如今在医学的道路上，若想出成果，你就必须对病人有一种责任感，用心投入去关爱病人。如果有一种渴望、有一种使命感在支撑着你，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辛苦。相反，你会不断地为出现的结果而感到由衷的快乐。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勤奋、不怕吃苦，敢于面对挫折，多会如愿以偿。

体制支持，用决心与使命感开拓创新

　　1998年毕业后来到北京佑安医院，继续肝脏病的科研、临床与教学工作。由于佑安医院是我国最大的肝病为主的专科医院，因此收治的多是是重型肝炎与肝衰竭患者。众多的肝病患者因巨大花费造成 “因病致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承受着身体、经济和心理压力的多重负担。而文献报道近年来国内外尝试开展的人工肝技术不仅能缩短住院时间，明显减少患者的医药费用，促进肝脏自发恢复，而且能够使适宜肝移植的患者在一时没有合适的供肝时平安过渡，以良好的状态等到有匹配的供肝到来。在北京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如果能够成功开展人工肝技术，不仅能使众多患者受益，而且能够推动我国人工肝学科快速发展，造福全国各地肝病患者。但是，仅凭丰富的肝病治疗临床经验和为患者做点实事的热情，在零的基础上跨人工肝治疗这项新学科，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我是幸运的，不仅遇到了名师，也遇到了好领导。这个想法得到了赵春惠院长的大力支持。医院为此专门成立了人工肝病区、人工肝治疗室，购置了血浆置换、血液滤过、凝血因子检测仪等价值200多万的仪器设备，并调配优秀医护人员加入团队。病人的需要使我感到深沉的责任，而医院的信任、支持更使我感到一种莫大的力量，支撑着我去开辟、发展人工肝这个全新的领域。为尽快摸清我国这项技术的现状，我带着2名助手到南昌、沈阳等开展这一技术的单位考察、学习。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夜，大家白天做治疗，晚上做总结，分析数据，困了就在治疗室沙发上打个盹儿，饿了就着开水吃块儿饼干打发。组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像拼命三郎一般忘我地工作，为的是不耽误患者的治疗，为的是早日探索出人工肝治疗的最规范、最合理的技术参数。第一例在我院进行人工肝治疗的是位姓彭的小伙子，当时已肝功能衰竭，生命垂危，辗转于数家医院治疗无效后来到佑安医院，在系统内科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次人工肝血浆置换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最终竟痊愈出院！成功的喜悦给了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从此以后，不断地看着一例例生命垂危的重型肝病患者在治疗后病情好转直至康复，所有的疲倦、辛劳在看着患者满意出院时得到了最大的补偿。几年来，没有过周末的概念。经过大家努力奋斗，目前佑安医院人工肝中心已经更名为为“北京市人工肝治疗培训中心”，一举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设备最为先进、技术力量最为雄厚的重型肝病及其它疑难肝病诊断、治疗、科研与教学中心之一，与英国爱丁堡大学等17个国际著名医疗机构和科研单位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团结协作，用累累硕果向国家交出满意答

　　从中心成立到现在六年的时间，承担了包括国家科技部、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在内的8项科研课题，获得科研经费1900万元。目前，该中心有28名专职从事人工肝与重型肝病的医疗、护理及研究人员，平均年龄32岁，每年开展的各种人工肝及相关血液净化治疗超过1700人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医护人员在这里进行学术交流或接受技术培训，许多久治不愈、生命垂危或陷入肝病困境的患者从这里康复出院，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或恢复正常生活。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及美国哈佛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的学术机构合作，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经济承受能力制定了个体化及智能化的人工肝治疗及管理系统，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法，从而让患者用最少的花费，得到最有效的治疗效果，同时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探索了适合中国患者及医院的规范化人工肝操作标准，根据治疗后胆红素的反弹趋势通过计算机运算得出的“生存曲线”和“死亡曲线”进行预后判断等等。我也先后到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多个国家进行访问、交流。我的已毕业的7名研究生也都活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着攻克肝病的使命。为了带动全国各地规范开展人工肝及血液净化技术，于2003年着手成立了全国人工肝及血液净化攻关协作组，2004年、2005年连续成功举办了两届全国人工肝及血液净化学术会议，共有近15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目前，协作组成员已达2000多名，他们作为中坚力量在各地的重型肝炎、肝衰竭治疗一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千例的治疗经验，促使我们必须将积累的经验编辑成册，好让同领域的同仁们共同分享。在繁忙的医疗工作间隙，我们编写了全国第一部有关人工肝脏的教科书《人工肝脏治疗学》、《实用人工肝及血液净化操作手册》。六年来出版著作6本，获得卫生部及其它等成果9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2003年，科研课题“中国重型肝炎人工肝治疗适应症及规范研究”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同时，党和人民也给予了我很多荣誉，“北京市跨世纪人才”，“首都百名卫生优秀人才”，“北京市肝病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等等。现在，我们和美国生命治疗公司合作，又开始了生物型人工肝的临床研究，以求更好地造福广大肝病患者。人工肝中心成长起来了，对医院、对病人可以有个交代了，而我心里却还有一份深深的愧疚——对于自己的家庭，我欠妻子和双胞胎女儿的太多。这么多年来没能抽出一天时间陪她们去公园转转，就连两个孩子的家长会从来都是我爱人赶着场开。之所以能全心投入地做点事，与家人的默默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十多年的从医经历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好医生，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你首先得一切为病人的利益着想。只有时时心系病人，你才会拿出有价值的科研思路，才会不知疲倦、全力以赴地去做自己心目中的事业，并从中得到最深的快乐。我所做的也只是攀登了重型肝炎研究治疗上的一级小阶梯。目前的社会处处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不断涌现的医学难题有待大家去探索解决。天高任鸟飞，希望大家都能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现阶段努力学习，视解除患者痛苦为己任，努力攀登世界医学高峰，将来成为一流的医学人才，用出色的成绩向母校献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首都医科大学学生返回顶部

方保民

　　方保民，男，1963年2月出生，副主任医师，北京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呼吸和结核分会肺血管栓塞学组成员。1987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1987年7月—1994年8月在北京延庆医院内科工作，1994年9月—1997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获得医学硕士学位，1997年7月至今，在北京医院呼吸内科工作。

　　我是1987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系，回顾离校近20年的历程，从医多年，现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除呼吸内科常见病、多发病、某些少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断和处理外，擅长于呼吸危重症的诊断和抢救以及呼吸道管理技术、机械通气技术、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内新生物钬激光治疗技术及组织细胞氧合监测技术等。现承担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的教学任务。曾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8篇，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并承担北京医院科研课题2项，参与撰写著作1部。2005年获中央保健局委员会先进个人。对于自己点点进步，感到都离不开母校对我的精心培育，母校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导航台。

　　在首都医科大学读书期间，我每天六点起床，除锻炼身体以外，还要背英语，预习当天的课程，准时上课，从不迟到，不早退，也从不逃课，对老师安排的每一门功课，上课时都认真听讲，并做好笔记，把不懂的问题记录下来，及时找老师解惑，不把问题积攒下来，到晚上，每天坚持上晚自习，有时甚至熬到深夜，夜以继日，把每一门功课充分消化，并不断提出自己的问题，与同学进行交流，不放过每一次学习的机会，把所学到的知识同临床结合，业余时间，充分利用图书馆，阅读大量的医学书籍来补充课堂知识点的不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大二期间，我突患急性黄疸型肝炎，症状非常明显，终日疲乏无力，不思饮食，当时对我打击特别大，感到很沮丧，身体成了这个样子，生命都难以保障，还谈什么学习，当时对前途感到很渺茫，因要面临休学，要离开我心爱的校园，离开我敬佩的老师，离开朝夕相处同学，那当时的心情无以言状，在我人生当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时我也曾一度想，学习差不多就行了，有过退却的念头，但是在老师和同学的亲切关怀下，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自己克服心理上以及身体上的病痛，积极同病魔作斗争，战胜了疾病，与此同时，也坚定了我学医的信念，立志从医，做一名优秀的好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一年后恢复上学，信心倍增，使我更加刻苦努力学习，更加勤奋。因为目标很明确，要想做一名好医生，不光是纸上谈兵，要付出，付出常人几倍的努力，勤奋勤奋再勤奋，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同仁医院见习及实习期间，虚心向带教老师请教，自己潜心钻研，不放过每一次向上级医生学习的机会，把所学的医学基础知识同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尽管自己当时是一名见习医生，但我自己严格要求，把自己看成是一名主治医生，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密切观察病人，把老师处理病人的方法，与自己的处理病人的方法加以对照，找出不同点，思考老师为什么那样处理病人，我为什么这样处理，并且及时翻阅相关的医学书籍，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对典型病例，特殊病例自己及时记录下来，积累资料，这对于以后的从医生涯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延庆县医院，从事内科工作，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医生。来到县医院，当时基于县医院是大内科的特点，不像三级医院分科那么细，要求每一名内科医生要有全面的内科学知识，为此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边工作边学习，虚心向周围每一位医生请教，不断完善自己，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利用所学到的医学知识为病人解除病痛。以高度的责任感医治每一位病人，全心全意，兢兢业业，一切为病人着想，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当看到自己医治好的病人康复出院时，感到由衷的欣慰。但在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也会遇到难以诊断和治疗的疾病，每到这时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远远不够，作为一名医生不能为病人解除病痛，内心感到很惭愧，每当这时激发了我进一步深造学习的念头。

　　有了深造的念头后，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当时对于我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感到很枯燥乏味，我也想放弃，享受生活，但自己的奋斗目标明确了，暗下决心，不达目的绝不退却，自己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另外当时由于客观环境所限，居住远郊离市中心较远，交通不便利，英语水平又相对较低，不像现在网络那么发达，获取信息量少之甚少，自己边工作，边学习，克服种种障碍，包括自己心里障碍，我常常想自己行吗？是不是好高骛远？一系列的思想问题也时常困扰着我。我的体会是，要战胜困难首先要战胜自己，坚定信念，持之以恒，不达目的不回头。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先后参加了三次研究生入学考试，终于在1994年考到首都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圆了自己的梦想。

　　我再次来到我久别的校园—首都医科大学，又一次开始我学生的生活，也曾激动不已。经过繁忙和紧张的半年基础课的学习后，又来到朝阳医院呼吸科学习，轮转科室，那时我的导师王辰的人格魅力深深的影响着我，使我更加严格要求，并且通过王老师及其它老师的精心指导，自己的不断努力，临床专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自己也认识到医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还有更多的疾病需要探索。在转科过程中，不断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查阅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自己认真选题，选择两个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做课题时期，又要值班，又要做课题，为了课题，随时有病人，随时到现场，有时每天休息时间不到四小时，自己克服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压力，顺利的通过了研究生论文的答辩。

　　在朝阳医院值二线期间，认真观察病人，不放过任何诊断和治疗的机会。记得有一次，当我路过急诊楼道时，楼道椅子上躺着一个浅昏迷的老年病人，病情十分危重，我马上查看病人，翻阅病人的病历，得知患者是一位肺心病合并呼吸衰竭，肺性脑病的患者，意识到病人病情危重，需要行机械通气治疗及紧急处理，当时我立即联系床位，可内科病房和急诊室到处都没有床位，我想不能看着病人死去，我立即找到导师王辰，反映病人的情况，他立即联系外科监护病房，当时仅有一张病床，向外科主任说明情况，把病人收入院后，立即行机械通气及其它治疗，经过精心的治疗，两周后，患者康复出院。挽救病人生命是我们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密切观察病人，不错过任何抢救病人的时机。

　　1997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北京医院，北京医院是卫生部直属的三级甲等医院，是中央的干部保健基地，是一所以高干医疗保健为中心、老年医学研究为重点 、向社会全面开放的融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医院，我从事呼吸内科工作，呼吸内科是老年呼吸病的临床、教学、研究基地，基于北京医院的特点，要承担高干医疗保健工作，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课题，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机遇，我自己在医院一批老一辈著名医学专家和保健专家以及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的影响下，受益匪浅，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他们治学严谨，甘于奉献，深深的影响着我，对于保健工作，我是一张白纸，我暗下决心，不遗余力，不断学习，牺牲节假日的休息时间，认真对待的每一位病人，坚持节假日查房不间断，仔细认真观察病人的病情，不计较个人的得与失，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诊治水平，并将成熟的诊断和治疗技术用于高干医疗保健，同时在高龄患者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且在医院的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曾多次完成十六大等重要会议的医疗保健任务，并不断总结经验和提升自己的各种能力。

　　我认为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医生，要甘于寂寞，甘于奉献，勤奋拼搏，严谨求实，以病人为中心，诊治病人过程中要细致、耐心、周全，严格按照医疗常规开展工作，处理好各种的关系，如医护、医技、医医等，并学会沟通与交流。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进一步完善自己，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发扬自己的优势，虚心向老一代医学专家和同行学习，不断探索疾病的病因、诊断方法和治疗措施以及将国内外已成熟的技术应用于临床实践过程中，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和高干医疗保健事业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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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琦

　　华琦, 女, 1953年7月出生。临床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心脏病学系副主任，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1983年北京医科大学本科毕业，1990年及1993年在首都医科大学, 分别获医学硕士及医学博士学位。历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住院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

　　1969年8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那一年我刚刚16岁。在祖国的边疆，我看到了当地的农民和“盲流”生活的贫困和缺医少药，小病忍着大病需要坐拖拉机颠簸几十里路到团卫生所。我的一位好朋友比我大六岁的上海知青怀孕后居然胎死宫内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一些知青伙伴因为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和抢救，永远的留在了那里。从那时起，我决心要读书，要做一名医生，要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

　　1978年我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那一年我25岁。1983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了医生生涯。1987年和1991年我又先后考入了首都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

临床经验的积累是进一步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基础

　　我体会刚刚走出校门的住院医师，首先应在二级学科范围内轮转主要专业及相关学科的病房及辅助科室，进行全面系统的临床工作训练，打下坚实的临床工作基础。第四、五年在广泛奠定本学科各种诊治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掌握本专业临床技能和基本知识，进行三级学科的专科训练。

　　我在住院医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及监护室、呼吸内科、消化内科、肾脏内科、内分泌科、综合科及急诊室轮转, 努力在各科各级医师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同时注意不断总结临床所见所闻，撰写读书笔记。我体会一篇优秀的论文也是一篇好的读书笔记。

　　心血管内科轮转期间总结“乌头碱中毒致心律失常及尖端扭转性室速的电生理机制”等9篇论文，在医务处组织的全院病例讨论会上报告病历。

　　1991年下半年我在宣武医院担任内科住院总医师工作，在各科主任及主治医师指导下，参加指导内科危重急症的抢救。总结 “丙基硫氧嘧啶改善甲亢患者心脏及内分泌功能的疗效及意义”等3篇论文。

　　1992年1～7月及1994年1～12月在心血管内科病房承担病房主治医师工作, 期间参加大内科二线值班，在心内科主任及上级医师指导下努力学习和工作。1992年在心内科病房承担病房主治医师工作期间总结“家族性扩张型心肌病一家系4代4例报告”等3篇论文。1994年在心内科病房承担病房主治医师工作期间总结“急性心肌梗塞溶栓治疗中血浆心钠素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变化及意义”等4篇论文。

　　上述论文均分别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等杂志上。

教学相长，是使基本功进一步扎实的必要手段

　　我在1996、1997两年承担九一级和九二级大学本科生的物理诊断和临床见习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使我重温了十余年前学生时代的功课，使物理诊断基本功进一步扎实，对除心血管内科外的呼吸、消化、内分泌、肾内科等科室常见病多发病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有了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我在1996年获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2000年获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近几年较多较深资历的医师在申请临床医学硕士或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学位，使攻读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资历深浅不一，我体会高年住院医师（第四年或以上）、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对临床技能和论文的要求更应提高一步，因人施教，应根据首都医科大学的要求，在坚实的临床工作基础上，以三级学科的专科训练为主，结合课题，进行专门的技能训练，不仅要完成好课题，同时要在坚实的临床工作的基础上，成为某一门技术方面的专家，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做好准备。

　　我在近十年来所培养的研究生已逐渐成材，他们当中有的已成长为北京市科技新星，有的已成为首都医科大学基础临床课题或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课题的主持人。我为他们的成长而感到骄傲。

密切结合临床的科研才是有生命力的科研

　　1．学会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临床实践中，要学会观察、注意周围的事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高度的科研意识，创作的激情，对事物的兴趣和对事业的兴奋，发现问题，举一反三，从中找出自己论文的切入点。

　　我在心内科病房工作期间，发现有一位患者有严重的心律失常，多次晕厥，心脏超声证实有严重的室间隔及右心室肥厚，而心导管检查并无肺部疾患和肺动脉高压的迹象，结合病历复习文献，撰写了“原发型室间隔及右心室肥厚性心肌病”，在中华内科杂志上以个案报道形式发表。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我又发现有同样的病人，一一予以记录，总结为论文。

　　2． 学会利用病案室查找资料

　　病案室是一丰富的医学宝藏库，蕴藏着无限的生机。我在综合科轮转期间所管的病人中，有一位黄疸、腹水，肝脾进行性肿大，生前未能确诊，尝试多种治疗无效，死因不明，于是动员家属进行尸体解剖，发现是较少见的“无反应性结核病”，我在当时综合科主任陈秉良教授指导下，结合病历查阅文献，发现无反应性结核病是53年前才被人们首次发现并命名，较少见，而又异常凶险的一种结核病，是血行播散性结核病的一种特殊类型；由于结核菌素试验为阴性，抗结核治疗无效，生前确诊较少。我又立即到病案室查阅了有关病例，发现我院自建院以来有4例类似情况，生前死因不明，尸检方确诊为血行播散性结核病，于是总结病例并撰写了论文“尸检确诊血行播散性结核病四例回顾性分析”，论文引起了高度重视并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全文发表。

　　3．学会刨根问底

　　我在作心内科病房主治医师时，发现所管的病人之一是因反复呼吸道感染，多次以慢性支气管炎合并感染在呼吸科门诊就诊及病房住院，最后经超声心动图证实为扩张型心肌病而转入心内科病房。半年后他的哥哥也因扩张型心肌病来我院心内科住院治疗。我认真检索文献，发现肥厚性心肌病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而扩张性心肌病有家族遗传倾向的并不多见，由此追问病史，该患者的父亲于50年代死于阜外医院，病因是“充血性心力衰竭”，其长兄于50年代猝死于朝鲜战场，并非是战斗死亡。由此，我对这二位扩张性心肌病患者的子辈及孙辈均作了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子及孙辈中虽未发病，但均有明显的心脏扩大，心肌运动普遍低下，有普遍的发病倾向。于是，撰写了论文“扩张型心肌病—家系四代调查”，发表于首都医科大学学报，并由此追溯到不少扩张性心肌病病人，首发症状往往是由于心脏扩大，肺动脉高压，肺部淤血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先至呼吸科就诊，甚至有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合并感染，肺气肿，肺心病”而长期在呼吸科治疗，经与呼吸科主任切磋后，引起同感，联合查阅病历，撰写“扩张型心肌病误诊为慢性支气管炎临床病例分析”。在刨根问底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既提高了专业知识水平，培养临床分析和思维的能力，又解决了临床的实际问题。

成长道路上几件难忘的小事

　　1． 最初的三次出国经历

　　随着时间的流逝，出国机会和经历越来越多，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最初的三次出国经历。

　　1991年我按照在韩国召开的亚太地区超声心动图会议的要求投了十余篇稿件，当时只想论文摘要能在相关杂志发表，但其中两篇接到了大会中心发言的邀请函。因为不具备经济实力，我以届时另有安排为由谢绝了。不料很快接到了大会资助的往返机票和喜来登饭店住宿的邀请。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和在国际会议上发言。

　　1997年我和科里两位年轻的同志给美国高血压年会投了几篇稿子，大会接受并给予500美元注册费资助。我们三人自费来到纽约，住在新华社纽约分社，每天交2美元住宿费，早晚就吃我们从北京带去的方便面和咸鸭蛋，每天坐纽约的地铁去开会，虽然很清苦，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所感受到的学术气氛却使我终生难忘。

　　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本东京召开肥胖问题研讨会，当时我们有肥胖相关论文和成果，卫生部相关部门邀请我和他们的一位官员一起代表中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参加，那次我们珠联璧合在大会上作了多次即兴发言，那位官员经常出席国际会议，知道国际会议惯例如何发言，而我知道发言所需的数字性资料和每一个单词如何准确拼写，我们根据每天的会议日程随时制作和更新幻灯片。大会给予每人每天250美元顾问费，5天合计1250美元。

　　2．不懂什么是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时发表的SCI论文

　　1994年我在美国“Journal of Clinical Ultrasound” VOL.22,NO.4:231-238发表了第一篇SCI论文“Evaluation of Doppler Echocardiographic Atrial Pacing Stress Test in the Detection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一共8页。这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那时侯没有人要求我也不懂什么是SCI论文，只是有一种理想和激情，希望世界了解中国了解我们。我在宣武医院图书馆找到这本英文杂志，根据杂志的格式要求修改论文，并按照地址寄去。经过几轮修改，论文得以发表。我体会SCI论文的发表取决于工作的扎实、创新以及语言的表达能力。

　　3．“特殊”的研究生

　　我在1987年2月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时已经怀孕2个月，那一年我34岁，结婚8年才幸运怀孕。那时首都医科大学有严格的纪律，我只能保密，考前没有休息，考后第二天就继续在心内科监护室上班，大夜小夜倒班。那时心内科监护室条件不如现在好，心梗患者时有阿-斯综合征发生，腰已经弯不下去还时时需要给患者心脏按压。和我一起配班的护士们给我未出生的儿子起名叫 “铁蛋”， 就是怎麽折腾都没关系。9月开学后，学校怕影响校风不让我去上学，我只好自己看书。9月20日儿子出生后不满一个月我就参加了统计学和心脏电生理等课程考试，之后顺利的修完硕士研究生课程，提前半年毕业。

　　我在1991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心内科临床医学博士。博士期间我承担了大内科住院总医师及心内科病房主治医师工作，并提前完成课题，1993年毕业。是首都医科大学唯一的三年学制两年毕业的统招研究生。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首都医科大学是培养我成长的摇篮。在母校我得到了最充分的阳光雨露滋润，使我这一搭乘末班车的人能够赶上队伍，随队前进。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我要特别感谢许许多多的前辈们和朋友们，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最真诚最无私的帮助，给予我工作、学习的机会和前进的勇气，他们是我终生的榜样和良师益友。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我留下的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的品质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永远鼓励我前进。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和孩子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希望在今后的岁月中，能够补偿我对他们多年来的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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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永照

　　许永照，男，福建永春人，教授，1939年8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留校任职至今。曾任北京第二医学院学生会副主席、解剖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首医大党委委员、首医大侨联主席、首医大港澳校友会名誉会长；丰台区第九届人大代表、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第7～11届委员、常委。

回国求学

　　我出生在印尼，父亲是一位举人，于1910年赴南洋谋生。父亲家教严格，为人忠厚，乐善好施，在当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母亲是一位缠足、善良、乐于助人的中国典型家庭妇女。在9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老九。从小学至中学就读于华文进步学校，从小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兴趣广泛，备受父母、长辈和老师的喜爱。1958年8月18日，受进步思想影响和祖国的感召，我带领45位风华正茂的华侨青年回国求学，大家含着眼泪辞别了父老乡亲。当万吨油轮迎着呼啸的海风，越过奔腾的海浪，渐渐远离海岸驶向遥远的北方时，我们悲喜交集地涌向巨轮的甲板，悲的是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报答父母之恩，喜的是很快就要投入祖国的怀抱。我们向亲人招手呼喊暗下决心：“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为华侨争光。”经过九天九夜海上的艰难航行，我们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高音喇叭播放着熟悉的“歌唱祖国”乐曲，湛蓝的天空，芳香的泥土，和蔼可亲的同胞，使我们万分激动。我心里喊出的第一句话是：“祖国，我回来了！”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祖国献礼，把龙目中华总会委托我们带回的100公斤优质稻种和咖啡豆交给广州华侨接待站领导，礼物虽小，却凝聚着广大侨胞对祖国的一片真情厚意。我们最受鼓舞和难忘的是接待站领导的一席话，他说：“祖国欢迎你们，感谢广大侨胞对祖国的支持。愿你们像这些种子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与母校同成长

　　流逝的岁月已不复返，历史的印迹永世难忘。1960年5月，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大批回国侨胞，可提前高考，我们120名华侨同学被北京第二医学院录取，成为母校的首届学生。1960年正值我国困难时期，校舍还未奠基，我们被临时安排在回龙观精神病院的一个四合院里，不久又迁至安定医院蓝靛厂的破庙。在这里，我们迎来了前来报到的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学。不久，500名首届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学生搬到母校现在的校址，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那时学校只有一栋外露红砖的半截楼，就是现在一教楼的西半部，四层教室和办公室是学生宿舍，每间教室住40－50人，实验室设备很简陋；没有盥洗室，洗漱要到一楼外唯一的露天水管取水；食堂是一个大工棚，雨天时，外面下大雨棚内下小雨，粗粮和熬白菜是我们的基本主食，一周能吃上一次带有“肉”香味的熬白菜和一个烧饼，就是一种享受了，许多同学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校园的其余部分是一大片荒野和芦苇荡，每天布谷鸟和雀儿美妙动听的叫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校规，不论数九寒天还是酷暑烈日，每天坚持早晨和下午两次体育锻炼。老师们辛勤备课，学生们努力学习。我们边学习边劳动，参加校园建设。在那艰苦的年代，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平等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团结互助、艰苦朴素、尊师爱生的师生情、同志情、同学情，体现在方方面面，让人终生难忘。

　　五年的大学生活，在吴阶平院长、陈化书记、冯佩芝书记、王新春书记等的领导下，学校面貌在一天天变化，我们同母校一起成长，思想也逐渐成熟。如今，当我们漫步在校园郁郁葱葱的林荫小道时，当我们徜徉在校园姹紫嫣红的美丽鲜花中，感到无限感慨和自豪。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倾注了我们的全部情感和辛勤的汗水。老食堂前马路边的那棵大柏树，现在的男生宿舍楼和学校行政楼是我们那段历史的见证。我感谢父母的哺育，感谢校领导和老师们对我的教育，感谢那段艰苦年代的磨练。人生就是一种考验，艰苦难忘的大学生活，为我今后的人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和教师。1965年9月我被分配留校，命运真的选择了我走上医学教育的讲台。

　　留校后，我很幸运能留在吴阶平院长身边工作，亲身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亲耳聆听他的教诲。在工作中有三件事使我深受教育：有一次，我陪他到积水潭医院检查临床教学工作，听完教办老师的工作汇报后，吴院长首先说：“对不起，我不能经常来。你们很辛苦，工作很有成效，谢谢你们。”然后就抓好学生的临床实践和医德医风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一席亲切的话语让在场的所有人深受感动。还有一次，我收到了大兴县医院的一封来信，邀请吴院长为一位“阴阳人”患者会诊，我问他去不去？他痛快地回答：“去！”当我要去车队要车时，吴院长阻止我说：“我们坐公共汽车去。”第二天，我陪院长上了永定门外的郊区车，一路颠簸前往医院。几天后，吴院长又返回医院，亲自为那位普通农民患者做了手术。吴院长是国际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他多次受命带队前往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病。七十年代末，已退休的总统私人医生将自己写的回忆录《历史的见证》送给了吴院长，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了当时来自五个国家医疗代表团为总统治病的情况，其中对吴院长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品德赞赏有加，对中国医疗组采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WUJIEPING”在书中出现有七处之多，为各国之首。在吴院长身边工作，我受益匪浅，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的医疗水平，高尚的思想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做一个严谨、诚实、不断进取的好教师是我心灵的追求，我的做人原则是：要不断学习，提高专业和政治思想素养；要严于律己，身教重于言教；要面对困难，勇于承担责任；要充满爱心，诚恳对待同志、同学和朋友。

教书育人，教师天职

　　医科大学是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合格医学人才的场所，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高尚的医德医风。我深深体会到：教书育人是一种责任，教不严，师之过。我不期盼做得很好，我不奢求马上见效，我只是满腔热情地尽职尽责，我相信感动就在平常之中，就在那点滴的瞬间。要做好教书育人工作，首先教师自己要做到为人师表，充满爱心和真情，师生之间不是说教式的，而是朋友之间的真诚的交流。沟通能消除壁垒，交流能融化冰雪。

　　四十一年的教学生涯，我发现学生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表现：其一，独立性较强而陶醉于自我设计，对周围漠不关心；其二，胸无大志，自制力较差，心理智商较低；其三，认为个人主义是事业成功和实现个人欲望的动力；其四，有上进心，但怕别人说三道四；其五，各种原因引起的自卑、隔阂、厌学甚至轻生念头等。有二件事引起我的深思：有一次，我发现一份解剖期中考试的答卷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两行字：god bless me！老师，对不起！我意识到可能有问题。我就和这位同学进行了交谈，我了解到学医是他父母的意志，他最感兴趣的是政治，他很崇拜希特勒……我感到很惊讶，但很快平静下来，以一个长者和朋友的态度继续和他交谈。我很赞赏并肯定了他的诚实和对老师的信任，看得出来，他思想很苦闷，现实与理想发生了严重碰撞，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我没有指责他，而是心平气和地与他交流沟通，最后鼓励他说：“生活就像一条路，有时曲折，有时平直，有时上坡，有时下坡，走得好，走不好，关键在自己。”果然，第二学期他完全变了，当了副班长，获得了校奖学金，在北京市高校班级评比中，他们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班集体。另一件事发生在“六四”风波后，学校组织了一周的自我教育，我被分配到思想最活跃的一个班，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学习。在学习中，大家围绕“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国外谈到国内，从文革谈到“六四”风波，从改革开放谈到祖国的未来，特别是当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谈起华侨的血泪史，回忆起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那个年代，生活在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广大侨胞所受的种种凌辱，炎黄子孙殷切盼望祖国早日强大的强烈心愿时，抑制不住地流出了眼泪，同学们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从八十年代初，我曾六次被聘为兼职辅导员和班主任，曾多次应邀为新生作《珍惜青春，刻苦学好人体解剖学》的讲座，我们教研室制定了《教书育人工作规范》和《包班计划》，还开展了《学导式教学法》和《第二课堂活动》。我们组织学生参加与专业有关的劳动和标本制作，到社会上进行“无烟日”宣传和医疗咨询，到监狱参观并向犯人赠送书籍等。在活动中，老师们的为人师表和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每个同学。在一次清理尸体标本的劳动中，同学们看到我气喘吁吁地工作着，关切地说：“老师，您岁数这么大，累得都喘不过气来了，我们心里很难受，您在一旁指挥就行了。”我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同学们不怕脏不怕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对这些年轻可爱的预备期“医生”们，这些都是很好的自我教育活动，使他们真正理解“人民医生”的确切含义，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

　　我在教学上取得的一点成绩，应该得益于当初受过严格规范的培训和教育。教研室对青年教师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培养计划，以老带新，定期考核。在老教师的帮助指导下，每个青年教师都要独立完成一具尸体标本的解剖，这对于扎实地掌握专业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教学工作中，我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诚实待人，认真工作，虚心向所有老师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

　　我体会到，一个人的教学风格和良好的教学效果，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摸索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要按照教学大纲认真制定教案，教案要具体体现教材内容的归类、重点和难点。还必须认真对待教学的各个环节，其中认真备课写好讲稿，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保证。一个好的讲稿，必须要精选内容，文字简练，层次清晰，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讲稿不能一成不变，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新知识的不断涌现，讲稿内容必须根据不同的授课对象，不断补充、更新和完善，要抱着“我永远都是第一次”的理念面对教学。授课是教师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门艺术。讲稿内容能否得到充分展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学习效率能否提高，关键在于教师。当你站在讲台时，首先要面带微笑向学生问个好，这是开始上课的一种亲切警示。授课中，要合理安排工整的板书和多媒体。要准确熟练运用各种教具、模型、标本和挂图的指认，创造性的黑板构图，对学生加强记忆巩固知识很有帮助。要尽量做到语言简练生动幽默，适当结合临床病例和医疗事故进行讲解，能使同学们认识到学好解剖课的重要性。课堂上，老师要求学生精力集中，同样，老师也必须做到全神贯注。发现同学皱着眉头双眼凝视时，说明他们对所述内容没有听懂，必须复述，对一些难点，还要结合形体语言来表达。教师的一个眼神、手势、声调…时时都能起到诱导作用。发现学生精力不集中或瞌睡时，可以敲敲黑板改变语气提示：“这是必考内容”，顿时，同学抑制的大脑皮质又能重新进入兴奋状态，瞪大眼睛又重新进入师生之间的交流状态。灵活掌握授课过程中的提问和留思考题，对提高师生之间的同步思考，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很有益处。哪些内容必须掌握，哪些概念必须记住，哪些难点该如何记忆和分析，是在小结中必须强调的。

　　四十一年来，我面对的授课对象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大专生、临床专科医生、外国研修生等，我还担任过两届英语班的解剖教学。对象不同，要求不同，授课内容、深度和难度差别很大，教学手段和方法，也随之改变。值得欣慰的是，同学们和同行们对我的讲课还是非常肯定的，他们说：“听许教授的课是一种享受。”来自日本东京东海医疗专门学校和大阪医疗专门学校的两位校长及研修生，对我的授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说：“中国的教授真棒！责任心很强！许教授在日本的人气很旺！”在每次结业典礼和欢送会上，学生们以特有的方式拥抱亲吻我时，我真正感到做为一个中国教授的自豪。知识没有国界，侨心彼此凝聚，在出国探亲时，我应当地的中华医院和校友会的邀请，无偿为医生和中老年朋友作了三场医学讲座，令我没想到的是，当地报纸用中、印尼文连续报导了三天。我为母校争了光，为祖国争了光，也实现了我回国时许下的“一定为华侨争光”的诺言。

　　回顾过去，我切身体会到，艰苦环境是考验人、锻炼人、培养人的好课堂。！感谢老师！感谢母校！感谢祖国！如今，看到母校旧貌换新颜、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象，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每当我看到我的学生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成为栋梁之材，每当我接到来自五大洲像雪片般飞来的新年贺卡时，心中感到无比幸福。虽然我已年过六旬，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校友之间、师生之间的真挚感情、欢乐和享受，是任何东西不能替代的。我热爱崇高的教育事业，我将继续以美好心灵去追求绚丽的人生！

承上启下，坚持中西医结合返回顶部

张淑文

　　张淑文，女，1940年11月出生， 1965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分配在北京友谊医院工作，1994年主持组建感染暨急救科，1999年该科室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学科。现任院感染暨急救医学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华医学会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急诊学会危重病专家委员会全国常委，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北京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医学报》编委，《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编委。

迈进中西医结合队伍，参与探索

　　我于1965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即当时的北京第二医学院，经过几年的住院医师的全面锻炼后，1972年我有机会参加了脱产西医学中医班的学习，中医的博大、深邃深深震动了我，那一年的中医学习大大开开阔了我的思路，也就是那时候坚定了我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决心。1976我便师从全国著名的内科专家王宝恩教授，开始主攻感染暨急救医学，先是成立内科感染组，后来创建感染暨急救医学内科，这个科室的建立及成长与我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是同步发展的， 1976年课题组根据中医理论“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对成人急性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行了观察，就发现中西医药合用较单纯使用抗生素体温恢复正常和炎症吸收时间明显的缩短。在王教授的领导下，我作为主要参加者、负责人与课题组一起从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感染疾病乃至其严重并发症—多脏器功能衰竭入手，对该病的诊断，尤其是早期诊断及中医辨证和有效方剂的筛选进行反复的分析，付诸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完成了感染性多脏衰分期诊断标准草案的制定，课题组于1991年率先在国内提出了感染性多脏器功能受损、衰竭早期、衰竭期的分期诊断标准，1995年被中华医学会急诊学会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会议所采纳并推广；并基于多年临床探索提出了感染性多脏衰的四个中医证型：实热型、血瘀型、腑气不通型与厥脱型，同时研制了针对各证型相应的治则与方剂：实热型－清热解毒－清热解毒颗粒；腑气不通－补中促动－促动合剂；血瘀型－活血化瘀－912液；厥脱型－回阳救逆－参附汤。并从临床和实验两方面验证了它们的疗效，深入研究了其作用机理，具有独到的治疗作用，为抢救、治疗该病患者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大大降低了病死率。使感染合并多脏器功能不全的病死率达到28.5%，多脏器衰竭为39.53%（国外报道同期分别为60%和62.5%），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危重病领域，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虽然知道进行中医药辨证治疗，可以明显提高临床疗效、缩短病程、降低死亡率。但是治疗的机制不太明确，目前课题组正承担了北京市科委2003-2005年重大项目：“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中西医结合诊治降低病死率研究”，获资助850万元，课题组由北京七家三级甲等医院ICU（重症监护室）组成。我们的目标：

　　1．建立MODS（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中西医结合诊断标准，严重度评分及预后评估系统（草案）

　　2．提出有效的MODS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研究中药对MODS的作用机理，制定中医药治疗MODS的原则，以便科学、合理地指导临床用药。

认可中医，互为补充

　　作为学者我们必须拓宽思路，不能人云亦云，不仅需要精进自己的西医知识，更要遨游中华几千年的医学宝库，不断地学习、实践、创新。中医是一门伟大的医学，是经过几千年的前人的临床经验总结，我们必须吸取精华，为我所用。长久以来，人民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从中医历史的长河中看到：治疗急性病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临床研究也证实中医药在急症治疗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自感染科成立以来收治都是重症患者，因此我们还依据其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指标选择适当的抗菌药物，与此同时，重视细菌产生的毒素以及机体对侵入病菌和毒素所产生的全身性中毒反应，根据不同时间的临床症状，综合运用中药辨证进行冶疗，以减少并发症，降低病死率。如在革兰氏阴性杆菌败血症的治疗时，可在针对致病菌选择抗菌药的同时，运用以泻下为主的方药如单用大黄或大黄、芒硝、元参、甘草合用进行治疗。实践证明，这样的冶疗可以解热降温，提高机体防御功能，拮抗内毒素以及清除肠内积滞和有毒物质，有利于控制感染的发展及防治革兰氏阴性杆菌败血症的三大症候（高热、昏迷、休克）。临床上取得了明显的疗效，使中药进入ICU，明显提高重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多年探索，意志愈坚

　　30年的临床实践让我们坚信的是：合理使用中西药临床事半功倍，治疗感染性疾病中西药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感染性疾病，最有效的冶疗措施应该是中西医并用。由于抗菌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的增加以及耐药菌株的出现，在临床治疗中会出现病程延长、治疗无效等问题。目前的我们实验研究发现，中药抗感染的作用机制不是直接抑菌杀菌，而主要是提高血中嗜中性粒细胞体外吞噬指数及血清总补体水平，从而增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增强机体防御和抗感染能力，从而减轻因细菌引起的炎症反应，抗菌药物抑菌杀菌作用强，中药无法与之媲美，但中药在治疗细菌引起的炎症反应上的作用独特。可以说，中西药是通过不同的治疗途径，起到了相同的抗感染作用。如延迟细菌药性的产生，抑制B-内酰胺酶活性，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关键是二者的互补、协同，发挥中西药各自之长，提高临床疗效。

　　知识就是力量，一个科室的发展、一项工作的完成离不开人才的培养，1994年-2003年，我科培养出了一支团结向上、业务熟练的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队伍，1988年科室被确定为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基地，科室床位由原来刚建科的6张床位发展到现在近30张床位，目前已经拥有普通科室、ICU、呼吸机、床旁无创血流动力学、连续血液滤过与透析等先进的设备。为进一步满足科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实际需要，我们建立了感染科实验室。在人才的培养上，强调：“临床、科研两手硬，技术、思想双过关”的培养路子，注重人才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性，让每个学生有独立的能力。作为科室主任最好的培养方式莫过于言传身教，故而我总是要求自己严谨、求实、待病人如亲人的工作作风。我常对我的研究生说：一定要谦虚刻苦，不断提高个人素质，不论工作何处，时刻以病人为中心，以治疗求得发展，在临床中“大胆思想，谨慎行动”。现在自95年以来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1人，博士生6人，在读博士3名、硕士2名，参加工作后，都成为了合格的医务工作者，有的已成为ICU科主任，看到他们的成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把病人当院长返回顶部

——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 张澍田

　　张澍田，男，1964年6月出生，1985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1988年至1992年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历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与博士生导师等，现任北京市消化疾病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有多少病人的生命，就这样在张澍田的手下得以续写。责任，不只是个冠冕堂皇的名词，更是个需要用爱心去打造的动词。

曾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大夫

　　“刚参加工作的前两个星期，总觉得自己选错了职业，不适合当大夫。”绿色手术衣外罩件白大褂，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门诊楼五层内镜中心的会议室里，回忆起多年前的事，张澍田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不时有大夫举着各种内镜报告来请他签字，他总是先签一个大大的“张”字，其后的“澍田”两字就作了填充，架势颇似明星。

　　“当初问题还就出在这字上。”张澍田盖上笔帽，一丝不苟地从细道来。原来，他毕业分配到北京友谊医院的头两个星期，很难过医嘱这一关。山东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与北京友谊医院之间，在用药习惯、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某些习惯上的差别，再加上自己的字写得差，他开的医嘱经常被护士返回，难免要看各种脸色。所以有段时间，出完医嘱后他总是不敢离开，等着别人质问。上级医生查房时，不得已他只能拿出小学生的态度，一份病历一笔一画反复抄上三遍。迎头遭遇这事，心中颇感郁闷，脑门上便刻满了问号：是不是我选错了职业？曾经怀疑自己选错职业的张澍田，后来成为首都医科大学消化内科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33岁带硕士，38岁带博士，如今已是全国知名青年消化医学专家、年轻的副院长。

孟子是他的导师

　　一个女学生在内镜中心的门口站了半天，趁张澍田走出操作室的间隙，她迎上前：“张老师，我想……我还是想读您的博士生。”正是博士招生期间，三天两头有学生辗转找到张澍田门下。今年他要招两个博士名额，却有18人报了名，虽然深知当张老师的学生不易，但也知张老师思维活跃，课题有前瞻性，所以大家不怕严格不怕辛苦但求能出成果。

　　得到这么多同学认同，张澍田很欣慰，更欣慰的是，从这些学生身上，他明显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张澍田的老家在山东聊城，他的父亲就是当地闻名的内科大夫。14岁时，他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距家100多里的省重点高中。但报到后到宿舍一看，当即呆住了：30多个人住一大通铺，褥子挨褥子、人挨人，夏天无法支蚊帐，冬天无法取暖，厕所距离这座平房约500米开外，整个大房间只有一个25瓦的灯泡，闪着昏暗的光。

　　陪他一起来的父亲看出了儿子的犹豫，便随手在一片纸条上写下了孟子的那段励志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段话不但打消了张澍田想转学的念头，而且一直陪伴他到现在。

　　从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时，张澍田考虑到自己动手能力较强，本想进外科工作，但是父亲执拗地帮他选定了内科。工作没多久，张澍田觉得自己理论方面有欠缺，随即就确定了考研的大目标。

　　硕士三年，博士三年，硕博读完一般需要六年，但，张澍田只用了四年。好天分是必要条件之一，之二是他以孟子为导师。

　　临近硕士考试，科室工作突起变化，原有的考前20天假期被取消，而那时张澍田正在急诊室工作。听到这个消息，他感到非常委屈。绝望之时，他又想起了《孟子》的这段话，于是眼前的困难、委屈变成了动力，他没有轻言放弃，即使有一线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有一个班是晚6点上，夜间12点下，休息四个小时后，清晨4点起来再上，上午8点下。他上这个班时，中间休息的四个小时不睡觉继续看书，上午8点下班后蒙头大睡，醒后吃点儿东西继续看书，困了倒头再睡，醒后再看……一个月下来，体重掉了6公斤。6公斤换来了硕士入场券。

　　两年后，他又连读博士，又两年，他便希望毕业答辩，导师同意了他的选择，结果他提前博士毕业。

　　做消化科医生的最大特点是脏、苦、累，打个不很恰当但十分形象的比喻，消化科医生天天在跟人的“一挂下水”打交道。首先要吃得起苦经得住累，这是张澍田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学生的要求。

　　在张澍田看来，做内科工作，需要理论相对较多，所以，必须有专门的、高而深的理论知识作指导，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专门家。友谊医院的消化内科已决定，从今年起只进博士毕业生——这也是张澍田的一大主张。

　　在这方面，张澍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看病是医生的天职，所以光有知识不会看病不行，但只会看病没有理论水平也会妨碍医术更上台阶。”所以，他主张：做水陆“两栖动物”，既能在实验室作研究又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在“水里”工作风险大——累，在“陆地”工作枯燥多——苦，两者兼顾，既累且苦，但是“医生不苦怎么能体会病人的疾苦？”张澍田总是这样反问个别拈轻怕重的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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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胡镛

　　郑胡镛，女，1963年2月出生，1983年苏州医学院毕业，在核工业部525医院任住院医师5年。1991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此后一直在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工作。2001年获首都医科大学儿科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2000-2003年在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博士后研究。自1991年起一直承担儿童白血病的科研、临床及教学工作。

　　我的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是在不同的学校上的，从1978年上大学到现在，28年过去了，其中首都医科大学对我事业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不仅在这里完成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还在首医系统工作和任教了15年，母校把我从一名普通大夫培养成长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导师。每当想起自己走过的路程，心里总是涌起深深的感恩。

开 明 校 风

　　不知是哪位先知说过：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1998年，当我在国家规定考试年龄期限的最后一年考取首都医科大学胡亚美院士的博士研究生时，已是为人妻、为人母了。记得当年初参加完国家统一招生考试及复试后，我第一次跨出国门、去美国Duke大学做访问学者。7月初，学校通知我被录取的消息时，我是又高兴又着急，高兴自然不说了，着急的是手头的课题还没有做完，加班加点赶试验，顺利也得10月初才能完成阶段课题啊。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学校研究生处打了电话，被告知像我这种情况学校还是第一次遇到，得研究研究。虽然等待是焦急的，但心中仍充满希望，果然，一周后通知我可以晚报到一个月。这是第一次跟首都医科大学直接打交道，就得到一个可以商量而不是一口否决的结果，让我感到了学校的开明和容纳。

　　回国上完了学校的基础课和临床轮转后，进入了课题研究阶段。由于有了在Duke大学的工作经历，美国最大、最好的癌症中心 —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同意接纳我去那儿做博士和博士后研究课题，我又再次向学校申请出国，这次更是非常顺利地得到了批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学校领导及研究生院的领导，对我出国做课题之事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说学校就要敞开大门，只有走出去开阔眼界，才能回来更上一层楼。学校的开明让我再次感动。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利用美国最好的实验条件做好课题。

学 无 止 境

　　2000年4月我来到美国西南部的MD Anderson癌症中心开始了博士和博士后课题的研究，研究方向是肿瘤的发生机制，具体研究内容是哺乳动物细胞DNA的损伤和修复。在MD Anderson癌症中心，每天从早晨到晚上都有很多专业的学术讲座，还常常请全世界知名的专家、院士及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做报告；实验条件世界一流，从办公室的计算机网路上就能第一时间地查阅最新文献。在这学术氛围浓重、实验条件先进的环境中，我的研究课题进展顺利，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哺乳动物细胞对DNA损伤的非同源重组修复机制的探讨，2001年5月回国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该论文《哺乳动物细胞对丝裂霉素诱导的DNA链间交联的修复》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后来发表在2003年的Mol Cell Biol杂志上。

　　完成博士答辩后，又回到美国继续研究哺乳动物细胞对DNA损伤的同源重组修复机制，同时还参与了DNA损伤检查点（checkpoint）信号转导分子机制的研究，相关论文分别发表在DNA Repair、Genes & Development、Oncogene等杂志上。

　　除了课题的实验研究，还结合临床在儿童血液肿瘤科学习了一年。他们的医疗团队不仅有医生、护士，还有心理学医师、精神病学医师、疼痛医师、儿童生活专家、社会工作者、家长顾问、职业教师、调查员和协调员等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对患儿和家庭的整体干预，使肿瘤患者不仅获得很高的长期无病缓解率，更使他们的获得了良好的生存质量。

　　三年的博士后培训，不仅学到了很多先进的方法和技术，还系统培养了科研能力、思维和与临床密切结合的研究理念，更让我感受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意境。

　　感 恩 回 报

　　孔子说：“孝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从我出生到现在，受到过多少恩泽的浸沐啊。养育我的父母、授业我的老师、关心我的朋友，还有哺育我成长的故土，那些理解、信任和支持我做科研的白血病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等等，都是我要用一生来感谢的。

　　首都医科大学是我要特别感谢的，在我心里，她已不再单单是一个学校的名称，她是一种文化、一片沃土，更是宽阔的海洋和无垠的天空。我1991年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不久就担任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的医学英语教学工作，后来又承担临床医学系8年制的血液病专业英语教学，并承担儿科系和临床医学系学生临床实习的带教工作。在首医系统工作的15年间，我完成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1998年被评为硕士导师，2003年完成了博士后培训，今年又被评上了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学校和老师的培养，引导我走上教学、科研和临床结合的道路，使我在儿童白血病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我在学校读书时的很多老师已经退休了，但他们的无私奉献和敬业精神早已在我心中竖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我将沿着他们的足迹，像他们那样，做一只燃烧的蜡烛，为培养一批品德高尚、技术精湛的医学科学家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