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绰，男，1941年4月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先后在甘肃省平凉专区静宁县红寺中心卫生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卫生局、卫生部外事司、WHO总部等处工作，先后任甘肃省平凉专区静宁县红寺中心卫生院院长，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卫生部外事司副司长、司长，WHO助理总干事、WHO总干事特别顾问等职。
1960年，天灾、人祸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带入了空前的经济困难时期。我正是在这一年，作为第一届学生进入了首都医科大学（当时称北京第二医学院）。几年的大学生活，令人难忘，可以概括为：艰苦环境磨练了意志；政治运动增长了见识；农村厂矿劳动提高了适应能力；规范而严格的教学，获得了受用终生的本领。我是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的。在校期间，先后担任校学生会生活部长、副主席，大班团总支书记、班长，党小组长等职。
1960年入学的学生有500多人，到63年进入临床课学习时，由于教学医院容纳不下而分成甲、乙两班，我们乙班被留在基础部多学一年基础课。谁知，这一留就多留了三年，因为临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后在 “6·26指示”下，我被分配到最艰苦的甘肃省平凉专区。
1968年9月3日，我和新婚二十多天的夫人、同班同学张景华一道，登上奔赴大西北的火车，在对未来充满希冀和彷徨的复杂心情中，开始了步入社会的漫长行程。
西北十一载：并非蹉跎岁月，而是励志之途
到甘肃省平凉专区报到后，我们又被分配到全专区倒数第二穷困的静宁县，在县医院做了一年普外科大夫，又下放到红寺中心卫生院当负责人，数月后，被正式任命为院长。
红寺公社（乡）约有三万人口，位于静宁县西部的几条山沟里，公社所在地距县城60里。山上光秃秃的，连草都长不起来，农民把草皮都刮去烧火了。卫生院用的水，就是从河沟里挑来的黄泥汤，加白矾沉淀后食用。当地农民一年的收成只够吃半年，余下的要靠国家补助，衣不遮体，十来岁的女孩还没有裤子穿。在外科教科书中被写成“极少见”的肠扭转，在这里，却因为食物粗糙、劳动剧烈而成了常见病。在我们去那里以前，听说有数十名肠梗阻患者在转送县医院途中死亡。
得益于“6·26指示”，十几个人的红寺卫生院竟集中了6个从北京和兰州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另有3个北京下放的护士长、药剂师，技术力量可谓“强大”。我到职后，迅速建起了手术室，用“气灯”作手术照明。记得第一例手术，是在县医院北京下放的妇产科专家协助下完成的“巨大卵巢囊肿摘除”，肿物有三十多斤重。很快，又在县医院专家指导下完成了“膝关节融合”、“胸椎结核病灶清除”、“甲状腺瘤切除”、“眼白内障晶体摘除”等手术，而肠扭转复位、肠切除吻合、子宫切除等手术，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了。这些手术的成功，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至今当地农民念念不忘。
在红寺卫生院从医的六年（1969—1975）间，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为农民做了许多好事，给贫苦的住院病人送衣服、被褥、粮食、营养品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论寒冬酷暑、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拄着 “打狗棍”出诊，随叫随走，听说山里有狼，幸好没遇到过。下村 “巡回医疗”是上级的要求，吃的是“派饭”，只有煮土豆、玉米蘸咸盐充饥，出诊时才可吃到面片汤。有一次深夜出诊，给一个“早破水”的产妇接生以后，看到做“肛诊”时蘸过的“清油”和碗又被盛着面片端上来了，吃起来什么滋味真是可想而知。由于山区缺水，住在农民家里时，早上洗脸只给一小碗水，先漱口，再用手蘸点水，在脸上抹抹；农民给你倒水喝，往往先从口袋里掏出油黑的手巾把杯子擦个遍，但也得毫不犹豫地喝下去。有时也得象农民一样，晒着太阳脱下衣服挤虱子。这样的经历是当今大学生连想也想不出来的吧！
有一次出诊是我印象最深的。那是一个数九寒天、大雪封山的日子，与红寺相隔30里的四河公社卫生院接诊一个40岁的产妇，被诊断为“子宫破裂”，母、婴都性命难保，县卫生局打电话要我去帮助诊治，我当即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翻了三座山，30里路下来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了，顾不得休息就去检查病人，经过仔细听诊，我当即排除了“子宫破裂”，果断决定作剖腹产，顺利将胎儿娩出，母子平安。这件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该卫生院也扬了名，听说后来许多人都来找这次作手术的“名医”看病。
在红寺卫生院工作期间，我被评为全县的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专区党代会的代表，我领导的卫生院被评为全专区的先进单位，1975年，我被提升为红寺公社党委委员、副主任（相当于“副乡长”）。
回顾这段经历，我更像个“全科医生”，它使我对最基层大众的生活和卫生需求有了深刻的了解，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无疑对我此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秋到1977年春，我到兰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神经外科，学成后回到县里不久，就应召去县医院做了一例重症颅脑开放性损伤的手术，开了静宁县脑外科手术的先河。随后被调到县医院作副院长，兼搞脑外科和普通外科，直到1979年考取研究生，回到阔别十一年的北京。
京城十八年，在不同岗位上奋斗与攀登
1979年，首都医科大学第一次招研究生，而我38岁，是考研年龄的最后一年。我报考了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教授的研究生，并被录取了。到学完基础课选择科研题目时，导师让我自选专业。我考虑到自己毕竟在西北农村呆了太长的时间，临床业务上比起一直在北京工作的学弟们落后了一大截，因而果断地决定放弃钟爱多年的手术刀，选择了属于很冷的“神经流行病学”专业。我作为主要研究人员此后几年在我国七城市、二十二省农村近三十万人口中进行的抽样调查，获得了我国脑血管病、癫痫、脑瘤等各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患病率、发病率、死亡率等第一批人群流行病学资料，加上后来的相关研究，如脑血管病危险因素人群干预研究、癫痫社区控制等，都属于该领域中开创性的工作，先后获得国家和北京市各级科技进步奖十几项。我个人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还主编出版了“神经系统疾病流行病学”一书。在国际上，也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导师发现了我的行政“才能”，还在读研期间，就任命我作了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的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秋，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作了一年半的“访问学者”，1985年回国后担任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流行病研究室副主任，后又升任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后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我被天坛医院党委、导师和研究所群众推荐，又经过含盖多学科的闭卷考试，于1987年2月被破格提拔为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在此岗位上，曾分管过许多方面的工作，但始终没变的是“医政”，五年多当中，组建了市级“精神卫生领导小组”、“慢性病防治领导小组”、“公民义务献血委员会”、“工矿医疗卫生管理委员会”等，健全了“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建立了区、县卫生局长联谊会制度，为加强首都医疗服务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作出了一定贡献，其中多数至今仍发挥着作用。在担任副局长同时，还兼任过北京市急救中心主任、北京市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这五年，是繁忙、劳累而又精神奋发、颇有成就感的五年。
1992年，我调任卫生部外事司（后更名国际合作司）副司长，一年后任司长。期间曾任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执委会主席，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该职务。在主持会议时，妥善处理了“总干事任期限制”、“天花病毒株存/毁”等国际政治中极敏感的问题，得到与会者和WHO秘书处的高度评价。
国际舞台五年，顶峰、挑战与坎坷
1998年1月1日起，经卫生部推荐、WHO总干事聘任，我到WHO总部任职，结束了在国内30多年的服务，踏上一个新的征程。
瑞士的日内瓦，是一个风景秀丽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是联合国除纽约外的第二个基地,七个联合国机构的总部设在这里，WHO即是其中之一。位于日内瓦湖西侧的联合国大厦是每年“世界卫生大会”召开的地方。
1985年春我曾以学者身份到WHO总部参加“癫痫的社区控制”课题的设计，后来又数十次来这座设计宏伟、风格鲜明的建筑物中开会。而1998年1月3日，我是以WHO助理总干事的身份来到这里正式上班的。我国自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和WHO的合法席位后，由中国政府推荐、WHO总干事聘任的助理总干事有：张炜逊（曾任北二医儿科系主任、友谊医院副院长）、陈文杰、陆如山、胡庆澧，我是第五位。
我上任后，分管“精神卫生与物质滥用”、“健康促进”两个司，后来又增加了“慢性非传染病”等部门。虽然在任此职前，对WHO的运作机制有一定了解，但真正担任这样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的领导职务，的确对我是巨大的挑战。人们审视的目光时时可以遇到，工作上的“陷阱”处处能够碰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对全球性的某一卫生问题带来影响，也会给我国的声誉造成损害，然而在这个岗位上我经受住了挑战，较好地完成了应尽的职责。
在此期间，我代表WHO出席了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关于毒品的）第20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亚洲开发银行大会、法语国家健康促进大会等重大国际会议。这一段经历，应该是我事业的顶峰吧！以一个中国西北农村乡卫生院的医生出身，作到WHO的助理总干事，多少带点传奇色彩。
我任WHO助理总干事半年多，曾作过挪威总理的布伦特兰女士即上任WHO总干事，全面改组“内阁”，我改任总干事特别顾问，其间代表总干事出席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共同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人人要运动”（Sports for all）大会，并与萨马兰奇博士先后发表主旨讲话。1999年5月，派到斐济任WHO驻南太平洋地区代表，负责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十五个成员国的WHO事务。四年在南太平洋诸岛国的生活、工作经历，是极为绚丽多彩、独特新奇的，我访问每个岛国的经过，都写成了一段中、英文“游记”，曾寄给国内、外的朋友们共享。
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外事生涯中，一共访问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4月30日，在我满62周岁时从WHO退休回国。
发挥余热，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工作
退休以后，继续以“卫生部国际合作司资深顾问”的身份，代表我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卫生特别工作组（Health Task Force, HTF）”的工作，最近，又被任命为该工作组的副主席。
2003年，我和国内一些神经内外科、儿科专家一起，发起创建“中国抗癫痫协会”，获得卫生部、民政部批准，于2005年6月正式成立，我担任会长。同年，中国抗癫痫协会代表中国加入了“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和“国际癫痫病友会（IBE）”两大国际组织，中国抗癫痫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最近，我当选为国际抗癫痫联盟亚澳地区委员会执行委员。 因此，我虽已退休，却仍然十分愉快地忙碌着。
结语：在我即将满65周岁的时候，写了如上一篇回忆性的文字。总结我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句话：出身平凡，基层起步，环境常改，专业屡变，竭尽全力，不断攀登，信心坚定，志向不移，为国为民，永不停息。希望它能对现在的医学生们，有点借鉴和启迪作用。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上面是永远不会有“克隆羊──多莉”出现的。希望后来者们，好好利用当前的时代优势，学会把握自己的命运，矢志不渝、奋勇拼搏，创造光辉灿烂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