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智，男，1946年1月出生，1970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兼北京儿科研究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儿科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全国儿童医院分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儿科分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常务副总编、《临床小儿外科杂志》副总编、北京扶助贫困儿童就医健康基金会理事长等职务。从事小儿外科及心脏外科近40年。
救死扶伤、造福儿童是我的理想
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父亲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影响，带着“救死扶伤、造福人类”的理想，我立志从医。196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经过五年刻苦学习，我于1969年毕业分配到全国最大的综合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北京儿童医院，成为一名小儿外科医生。在这块呵护儿童健康的领地上，我一干就是三十六年。时间飞逝，北京儿童医院不断变化，在医疗技术、教学、科研、预防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经年不变的是儿医人善良的爱心、高尚的医德远大的理想和精湛的技术。我始终牢记诸福棠老院士“公慈勤和”的院训, 把救死扶伤、造福儿童视为一生的理想，关爱儿童，关爱健康，对待患儿就像亲人；把精谌的医疗技术视为自己的生命，潜心钻研，刻苦实践，对技术精益求精。近40 年来的积累和经验告诉我，高尚的医德、敢为人先的医术、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是为患儿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先决条件，也是医生成就事业的立命之本。这些经历和努力不仅使我锻炼成一名优秀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而且使我成为一名为儿童健康事业做贡献的执行者。
为了这一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技术复杂、难度大、风险大、死亡率较高；开展手术需要的心血管造影、体外循环等设备价格十分昂贵；手术成功需要心脏内科、心脏外科、放射科、麻醉科等多科室的共同努力、密切配合；手术后护理技术要求很高，任何疏忽都会影响到手术的成败。因此20世纪70年代，国内能够开展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医院仅有几家，造成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等候住院治疗的时间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患有严重或复杂畸形的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常常等不到手术的机会。无辜的小生命在无能为力面前，只能听任疾病的摆布。患儿家长的心常年泡在恐怖的泪水中，等待的不是希望而是噩耗的到来。诸福棠院士高瞻远瞩，他说“儿童医院不能只会诊断先心病而不能治疗先心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
为了这一天快点到来，医院选派了心脏内外科专业、麻醉科，放射科等共10人组成跨专业的团队，赴治疗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开展较早的上海新华医院学习。作为青年技术骨干，我被赋予重任，师从我国小儿心脏外科前辈丁文祥教授。1978年5月，作为上海新华医院进修医生，我第一次获准独立上台。那台手术的难度系数并不大，但是，独立主刀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此前的模拟手术、动物手术、跟班手术与独立主刀几乎是没有可比性的。也因此，好心的护士们背着我用骨腊悄悄地捏了一个小人，以示对我、也是对患儿默默地祈祷。也许是因为护士们看过太多的失败，在任何一位准备跨过这道坎的新手上阵之前，她们都要这样做。祈祷带着宿命和悲凉的色彩。终于，一切结束了，丁教授满意极了:“我没想到，真是无可指摘，你动作精确、规范，手法沉稳、利落。” 我出师顺利。那段时间，我就像一头初生的牛犊，充沛的体能加上成功的自信，觉得自己脚下呼呼生风，一气独立完成了12例手术。这时候，丁教授放心地点点头，学生可以告辞了。回到北京，我建立了北京市卫生局系统第一个小儿心脏外科。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78年9月8日，北京儿童医院成功进行了第一例心内直视修补室间隔缺损手术，终于敲开了这扇尘封的大门。当时下了手术台，我看着彻底摆脱畸形心脏折磨的小生命，没舍得立即把孩子推到监护室。就像一首舒缓的的生命变奏曲，新生主题的华彩乐段需在鸦雀无声之后慢慢地体味。整整一夜，就在手术室里，我陪护着孩子一刻没有离开，想了很多很多。毕竟这是老一代医学人的心愿重托，毕竟这是北京市医学发展进程中一项空白的抹去。过去，现在，我觉得更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情绪不断地将自己推向未来——从今往后，北京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从先心病的魔爪下挣脱出来。
此后，我们相继开展了动脉导管未闭、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等四种非青紫型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治疗，并取得连续100例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心内直视手术无1例死亡的成绩，在当时国内心血管专业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心血管专业已暂露头角，在全国心血管外科专业发展领域中占领一席之地。
为了这一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一天，整整迟到了8年
2000年5月22日，北京儿童医院成功地实施了国内第一例生后3天新生儿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根治手术，标志我国小儿心脏外科治疗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天，我终于叩启了禁区大门。但是，这一天来得太迟，一隔竟是一段8年的遗憾。事实上，与世界同步的纪录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1989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威斯康辛儿童医院进修心脏外科临床专业。在去美国之前，尽管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新生儿“开心”记录，但是，对于新生儿复杂畸形的心脏手术依然不敢涉足。那时，在北京儿童医院面前仿佛横着一片望而生畏的“雷区”。
1992年，带着对祖国、对医院的深深眷恋和发展祖国小儿心血管事业的抱负，我从美国威斯康辛儿童医院学成回国，将研究方向定位在“小年龄、低体重、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这一世界难题上，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诊治体系。我开始挑战“雷区”，实施了一例大动脉转位手术。由于术后心脏会出现暂时的膨胀，一般情况下手术后不能马上关胸，大约需要一两天的恢复时间。这时，病人暴露的心脏需要使用硬质硅胶膜遮挡物，但是当时国内没有，只好用薄手术膜代替，这让我们的医生、患者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张没有支撑力的膜，击碎了所有人的欣喜。“如果我们有硬质的硅胶膜……”。谁能想到生、死竟在这软、硬之间，轻飘飘的一张薄膜就要了孩子的性命。尽管8年后我们有硬质的硅胶膜，等来了补偿的机会，但是，那张轻飘飘的薄膜将永远贴在我的心上。事实上，与美国心脏外科医生相比，同样获得成功，中国医生的过程却要艰辛、壮烈得多。
国际交流，首先是要能看到差距。出国之后，我清楚看到了这一点。承认差距，恰恰是希望的前提。事实上，经过几代中国医生的努力奋斗，这些曾经的差距，在国力的加强、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交流中，逐渐在缩短、弥合。如今，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连续创下了治疗“新生儿肺动脉闭锁”、“婴儿期重症法鲁氏四联症”、“新生儿完全性大动脉转位”三个国内第一，年手术量可达到300例，手术成功率在98％以上。具有低体重、小年龄、复杂畸形的特点，使儿童医院治疗小儿先心病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内，被同行广泛誉为“精品工程”。
中国小儿心脏外科肩负着沉重，却也发展得迅速。虽然，我们回过头去看，连绵的成就起伏壮观。但是，昨天的精彩不能说明今天。在小儿心脏外科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追赶。摆在中国医生面前的路还很长，很艰难。更大的挑战还在明天。
当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整个世界将为你让路
我崇尚梦想。没有激情的人不会有梦想。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当年第一次观摩动物心脏手术时，竟是完全忘了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条狗，也完全忘了自己不过是一位旁观者。当时手术中专门有人掐着表报时，有节奏的报时声使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我入戏了，而且角色进入得非常彻底。正是这样的情感特点，已经决定了日后在做小儿心脏外科医生时，我的心脏必然会和病人的心脏息息相关。也因此，当有一天需要扮演医院院长角色的时候，我同样会完成得情真意切。
北京儿童医院是1955年建成的，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使旧楼不堪重负。作为院长，我自问：用当年的设计能力承载今天、甚至明天的医疗规模，这岂不是穿着50年代的工装制服走在灯光璀璨的T型舞台上么？当深深感到硬件条件不足严重阻碍医院发展时，我便有了梦想，决心在原本沧桑斑驳的旧地建一座国际一流水平的儿童医院，于是制定了战略目标：即在2008年以前，重建一个花园式、全方位为儿童健康服务的现代化儿童医院。这是一项“公德无量的太阳工程”。从经济学角度看，孩子是市场消费的主体；从社会学角度看，孩子是明天的希望。而健康，对于孩子们无疑是“主体的灵魂，希望的核心”。因此，还有什么工程比得上为儿童的健康更够宏伟？还有什么事业比得上为儿童的健康更得人心?
敢做梦的人，自然要有能力圆梦。预见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为了加强医院硬件建设，我大刀阔斧进行医院改造，并多方筹集资金，提出优先建设新门诊大楼，逐步改造旧病房楼、儿研楼和急救搂，新建儿童血液肿瘤中心的三步方针。现在，具备先进诊疗手段、高信息化的3.7万平方米现代化门诊大楼已经投入使用，旧病房楼、儿研楼的改造已经完成，急救楼和血液中心工程也进展顺利。为儿童就医创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在医院经营管理中，不断加强创新理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及时进行资源重组、流程再造、结构调整、改进服务方式、拓宽医疗市场。在全国儿童医院率先将就诊年龄扩大至18岁，先后成立了北京市小儿先心病等14个中心。鼓励开展器官移植等高新技术项目，以此扩大市场份额。既推动了医院学科发展，培养了大批科研技术骨干，又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梦想，我的儿童健康事业演绎出一副辉煌的画面——众手托起“永远不落的太阳”。
36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每当会想这36年的历程，让我始终没有忘记培养我成为一名医生的母校——首都医科大学，她像母亲一样永远值得我热爱和眷恋。
我们关爱儿童，关爱健康。为儿童健康事业做贡献的人们，功德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