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嬿，女，194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员。

　　1965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原北京第二医学院）医疗系，留校任教。1983年步入学校管理工作岗位，1992年—2002年期间担任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2002年5月退休，返聘于医学教育研究所。2003年4月抗击“非典”期间，返聘主管教学工作。

　　1960年，我考入了北京第二医学院，成为这所新建的高等医学学府的第一批学子。四十多年来，我的人生与母校的发展血脉相连，在这里，我开始了献身祖国医学事业的一生追求和梦想。

　　成长：“又红又专”

　　我是和母校一起成长的。我亲历了母校的筚路蓝缕，懂得了创业艰辛。那是一幕幕难忘的记忆。我们见证了最简朴的开学典礼：在海淀蓝靛厂精神病院旧址的院落里，聆听吴阶平院长“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谆谆教诲。500多名同学在仅仅建了一半的教学楼里开始了学习生活。我们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磨练和考验。在大食堂和宿舍楼的建设工地上，我们曾经洒下了青春的汗水。在第一教学楼前，我们种下了第一棵法国梧桐。24小时住院医师值班制度，让我们第一次体验到医生的使命和艰辛……创业的艰辛，锻炼了毅力，培养了不服输的性格。我懂得了“有一种力量叫艰苦奋斗”。一生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坚信“只要努力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我们在母校度过了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青年一代努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永远记得学生时代深入工农的生活实践。到门头沟城子涧煤矿，沿着只有一人宽的直上直下的悬梯，戴着安全帽下坑道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劳动培养了我们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情感，唤起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激情。从大学一年级起，我就担任604班的班长，这不仅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我为全班100多名同学服务的精神。我永远记得郭德志老师和刘呈渝老师代表党组织对我的教导和鼓励，记得在毕业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难忘时刻。在毕业典礼上，我作为首届毕业生代表发言，向母校发誓：绝不辜负祖国的培养，立志做又红又专的人民医生，用自己的人生为母校增光。

　　母校引导我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母校也给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真才实学。我们的老师讲医德，也讲医术。老师指导我们如何做人，告诫我们关爱病人拯救生命是医生的天职。列宁的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座右铭。我至今记得，周六，我独自一人在解剖室里结合图谱辨认尸体时突然发现夜色降临而毛骨悚然的惊恐感。我至今珍藏着翁心植老师主讲的内科学笔记，每页笔记我都留出1/3宽的空间，增补课后自学内容，后来，老师还借去作为教学参考呢。我至今难忘在友谊医院临床课上获得的受用一生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知识，我们得到了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和具有人格力量的钟惠澜、吴阶平、翁心植、孙衍庆等医学专家的亲炙。我随从主任和专家参加查房和病案讨论的情景、我因为能用生化和生理学知识准确分析了泌尿外科疾病而受到吴阶平院长表扬的温馨记忆，至今在我的心中荡漾……老师用知识滋养了我们，培养了我善于思考、勤于实践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我也交出了优异的答卷。

　　追求：永争一流

　　毕业后，我留在了母校。为培养基础学科和管理岗位的后备力量，学校从1965年首届毕业生中选拔了10名学生留校工作。尽管我为“从医梦”的失落而感到过苦恼和困惑，我仍然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担任了学生辅导员，开始了医学教育生涯，因为我们那一代青年的人生准则就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七十年代，我曾经为又有了“圆梦”的机遇而欣喜：学校派我先后脱产两年参加北京市西学中班和“中医各家学说师资班”，师从中医大家任应秋教授，并参加编写了他指导的《中国医籍提要》。先后又在友谊医院和第六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医疗和教学工作，一干就是六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我深入理解了传统医学“天人合一”、“人体是统一整体”的古朴哲学思想，使我懂得了辨证论治的原理。我也用学到的中、西医学知识解脱了病人的痛苦，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医院工作的经历使我深入了解了医院的运行特点，为日后的临床教学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西学中”，也算圆了我的“从医梦”。1985年，我接受学校首次赴日讲学的任务，与冈山大学亚洲传统医学研究会合作，结合临床病案，为日本同行讲解了中医经典医籍《伤寒论》之“太阳篇”。《朝日新闻》和《冈山日报》用大字标题详细报导了日本医务界的强烈反响，冈山电视台做了实况转播。我为弘扬祖国医学，也为扩大了母校的海外影响，而感到自豪。

　　八十年代，我又回到了管理岗位，为母校的“新长征”尽力。就在我的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已见成效的时刻，我的人生又遇到了新转折：1983年，中央要求“干部四化”，院党委调我到人事处抓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第二年，高校教师职称改革评审工作开始。我校成为国家教委第二批试点单位、北京市第一批试点高校。在党委的领导下，我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认真调查分析了基础和临床教师队伍，制定出教师和技术员等系列的评审标准和评审程序方案，向高教局和科技干部局如实反映高等医学教育的特点，争取到在我校特殊临床教学体制下临床教师的教学职称评审权和数额比例。因为改革思路清晰、评审标准科学合理、评审程序严谨规范，我校得到市领导的肯定，获得广大教师的认同，我校被评为北京市职称改革先进单位。在全市总结大会上，我作为唯一的高校代表发言，交流了这项工作的经验。

　　九十年代，我成为校领导的一员，也多了一份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1992年，由于工作需要，我进入了校领导班子，主管研究生、本专科生和成人教育各层次的教育教学工作。我们这茬儿人接过了前人的接力棒，努力以自己的心智和劳动铸就母校的新辉煌。“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我们任重道远。从1992年至2002年，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我始终有一个梦想：通过不懈的奋斗，让母校有朝一日为中国医学教育领跑，为首都培养一流医疗人才。“争一流、不服输”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鞭策了我的工作。这十年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广泛深入进行的十年，也是母校一步一步跨上新台阶的十年。母校的变化体现在各个方面，这里融入了我们的心血。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我主管的教学工作，确立了“学生为根本、教师为主导”的人本理念，明确了教学对培养人才的基础性作用，强化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核心地位，规范了教学管理。我们认真贯彻1996年全国第一次教学工作会议精神，依据医学教育的特点，修订和完善了各层次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要求，从宏观到微观，全面提升了教学管理水平。我们的工作受到褒奖：研究生部荣获全国研究生教育管理先进单位称号，教务处成为北京市优秀教务处。

　　我们追求一流，更脚踏实地。1996年，在多选题题型改革试点中，我们与17所医学院校联合建立了临床医学国家题库。1997年，我们与同济、华西、中山等部属院校共同成为国家教委基础医学国家级题库建设的5所院校之一，并牵头22所地方医学院校共同建设适合地方医学院校的考试制度、考试方法和医学多选题试题库。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学校师生较早接受了考试题型改革的训练，我校毕业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在全国名列前茅；1997年，我以教育部“现代媒体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评审会”为契机，力主投入资金完善电教中心和多媒体教室设备。并率先提出我校应用多媒体技术讲授的课程内容应平均达到总课时20%的要求，我们的经验受到市教委领导的好评，得到推广；我们制定了优秀教材评审奖励办法，鼓励教师担任国家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的主编或副主编，目前已有近百名教师参加了高层次教材编写工作；我们强调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技能，重视临床教学基地建设。制定了《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教学基地建设基本要求》，努力促进以医疗为核心任务的治疗型医院向以学科建设和教育教学为重要支柱、具有医教研防全面功能的大学附属医院转变。在参加1996年北京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评审工作中，我们提出“学习为先，自信为本，展示自我，体现特色”的工作思路，尤其是各附属医院的综合实力和临床教学质量，我校独具特色颇有影响力的临床教学管理体制，受到领导和北京医科大学专家的肯定和赞赏。作为多年实践的理论总结，我主持完成的《一般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的研究》，获得2001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成为2004年首都医科大学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的关键条件之一。

　　晚晴：再做奉献

　　我退休后，又在母校有了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2003年春夏之交，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我国部分地区迅速流行，首都北京也受到严重威胁。在“保卫首都，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我临危奉命返回校领导班子，主抓调整和安排基础教学和临床教学工作，确保学校的稳定、师生的安全和教学的顺利进行。我为在关键时刻能为党的事业尽力而自豪。2004年，学校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我受命担任“第一线总指挥”，在党委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倾注心力，不负重托，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学校评估结论获得“优秀”。为母校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医科大学搭建了一个重要平台。

　　我一如既往，在医学教育研究所的返聘岗位上，继续为母校效力。2005年，我牵头组织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协和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和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共同完成的《我国护理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研究》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我作为第二完成人的《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课题也获得同样奖项。

　　我为哺育我成长的首都医科大学奋斗了一生。首都医科大学的事业将薪火相传。

　　我欣慰，仍在为母校的发展尽力。

　　我祝福，为了母校的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