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东宸，男，1941年9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中苏友谊医院（现北京友谊医院）外科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外科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普外科副主任，医院副院长，1992年至2003年任友谊医院正院长。曾任卫生部新药评审委员，国家药监局新药审评专家库成员，《国外医学外科学分册》主编，国内多种外科专业杂志的编委，曾任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医疗中心主任，北京市非典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甄别组组长。
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与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个人的完整的生命过程来说，都是上天赐予你的一次难得的机遇。如何把握住这次机遇，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出波澜壮阔的人生活剧，则是在其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决策。人的一生有许多多的机遇，有些机遇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但又有很多机遇是稍纵即逝的，不牢牢地抓住就可能成为终生遗憾。当然，良好的机遇并不代表一定会有良好的过程和结果，掌握了机遇，还要进行艰苦的历练，脚踏实地的聪明运作才能达到生命的辉煌。
一九六零年九月，我考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在中学作文课上经常写到的一个远大理想，长大了能成为一名医生，这一难得的机遇落到了我和另外二位中学同学的头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天比现在的蓝，水比现在的清，人比现在的土，情比现在的浓，天灾人祸导致物资极度的贫乏。正在长身体，长知识年龄的青春学子被营养不良和浮肿病困扰。当时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学期都要拿出时间到农村去参加秋收夏种或用镰刀去手工割麦，其劳动强度之大，是今天的年轻人不能想象的。尽管那时年轻，也有不少同学被累病了，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的同学经受了身体和意志的磨练。老师们和我们一样去参加劳动，吴阶平院长和陈化书记和我们一起吃糠咽菜，给我们讲理想、信念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知识。那时的北二医只有半座没有外皮的教学楼。学生老师的住处和教室都在这一亩三分地里面。没有操场，吃饭的地方是工地的工棚。满院子的砖头瓦块，坑洼不平的道路，还需要学生们去平整，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吃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大家当时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物质生活的匮乏，并不能阻碍精神生活的丰富。越是困苦，越是努力学习，希望通过我?这一代人的奋斗，创造新的生活。
我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一段初上大学的艰苦历程，是因为我一直把它作为自己即将走向社会的启动点，我要用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来改变那苦难的过去，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终生的力量。我感到，人生的这一重要的经历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碰到的，是值得珍惜的，也必将成为一个人一生奋斗的永恒动力。《甲方乙方》是前几年的一部所谓“贺岁片”，一位有钱人一定要去吃苦，最后搞得灰头鼠脸，贻笑大方。那是一种戏谑人生的噱头。但是，让今天的青年人过一点艰苦的日子，我认为仍然大有必要。在安乐窝里要想磨练意志是不可能的，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困苦中度过的。纨绔子弟成才者几乎没有。
基础课的学习阶段是重要的，也是枯燥的，大多是要靠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考完试，很多知识又交回老师了，尽管如此，也要多记住一些学过的内容。进入临床课阶段以后，我忽然觉得，为什么很多基础课的知识和临床有那么大的差距呢，但当我把临床课学到的，看到的与相关的基础理论联系起来时，又感到豁然开朗，问题迎刃而解，知识也记忆的牢靠。每个人的兴趣不同，我是喜欢临床医学的。1965年的夏天，我作为北二医的首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当时的中苏友谊医院外科任住院医师，上班不久，以微循环理论为依据的应用654-2治疗急性阑尾炎的临床科研工作在孙衍庆教授的主持下就开始了，我是唯一年轻住院医师参加课题组的成员。在这一科研实践中我受到了初步的训练，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一年以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医院的工作自然也受到巨大的干扰。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医生，本应该进入系统的临床专业技能的培训和实践，但医院和科室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科主任成了黑帮、特务和反动权威。由于家庭出身（我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员，但他参加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的关系，我在文革中一直是逍遥派，不得不去参加的政治活动也是坐在后排。在文革的十年当中，我把医学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复习，即使在上山下乡的三年期间也利用空闲时间浏览仅有的一点文革前的医学杂志和书籍。我几乎通读了当时医院图书馆里外科专业文献，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在文革期间自学了第二门外语—英语，并阅读了很多英文资料，翻译了几十篇文章。我认真管好每一个病人，写好每一份病历。我清楚地知道，一份病历的内容是否真实、记录是否详尽、分析是否透彻、处理是否科学、文笔是否流畅、书写是否整洁规范是一个医生素质水平的重要反映。我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我的下级医生的。我经常给学生批改病历到深夜，自己也是一种提高。我认真对待每一次手术，手术前一定要看有关的解剖和手术图谱，手术中仔细操作，绝不说东道西，严格履行一个外科医生的职责。我也虚心向高年资和同年资的医生们学习，学习别人的强项和特色，虚心求教。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一个青年医生必须具备的品质。谦虚是一种美德，但又必须以有真才实学为基础。有本事的人是从来不会张扬的，夸夸其谈者只能是马谡。
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要待病人如亲人、如父母。在中国，人太多了，病人也太多了。每天要看那么多的病人，做那么多的手术，能每个人都那么尽心竭力吗?我认为只要把自己作为医生的位置摆正，克尽职守，细心周到，态度平和，精心处置，就一定可以完成悬壶济世的崇高使命。病人对医生是信任的，他把健康和生命都交给你了，他还不信任你吗？我们应该对得起病人，真的不应该出什么闪失和谬误。我们作为医生，就是天降大任，在人世间，人的生命是第一可宝贵的，而健康的生命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既然选择了医生的职业，就应该担当起这个大任，也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自己之所能为病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我们应该看重这一岗位，珍惜这一岗位，维护这一岗位，不允许乌七八糟的东西玷污这一岗位。现今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医学界可以在其中大有作为。要想排除社会偏见，首先要从我做起。不要那么多的怨天尤人，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对方，恪守职业规则，养成良好医德，掌握精湛医技，我们就可以融入和谐社会，并为之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病人治病，更多的应该是谦虚谨慎，而不应该有丝毫的狂妄和大意。有时，大胆是必要的，但要在技高的基础上。如果技不如人，宁可甘拜下风，绝不可拿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作赌注。老一辈的医学专家不止一人说过，行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一箴言不会束缚住年轻人的手脚，它让每个医生在任何时刻都不要骄傲，都要小心谨慎。这样就一定可以少犯错误，少受损失，少走麦城。当你的业务能力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日常的多发病，常见病不一定都要战战兢兢地“临深渊、走薄冰”。但也要认真仔细、毫无马虎的诊治。这就要求深入，一定要在深入第一线中观察了解疾病的全过程，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抓住本质，才能心明眼亮、准确、及时、果断地处理好每一个病人。
我自幼喜欢文学、艺术，外表文静，性格内向。在中学时就粉墨登场在学校礼堂演过京剧，说过相声。现在也算京城名票。书法和诗词也是我的爱好。“仁爱博精”是友谊医院的院训，我用毛笔书写后把它镌刻在门诊大楼前的石碑之上，这是医院文化的一个体现，作为医生和曾经的医院管理者，应该用丰富多彩的、优秀的文化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良好的兴趣爱好更能使繁杂冗长的工作压力得以轻松的调剂，使枯燥凝重的临床诊治获取优美的弦律，使令人头痛的人事关系变成温馨的微笑和理解与满意。在许多情况下，它是沟通的桥梁和触类旁通的利器，很多科学家如钱学森、李政道、吴阶平都有着高超的文学功底和优良的艺术素养，并认为是促进科学创造的有效途径，共同的认知和集团的文化是事业发达的动力。这不只是领导者的兴趣，更应该是每个成员一致认可的道理。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空间，多方面地汲取多种文化和技艺，特别是人文方面。它对你的主业是会大有裨益的。几年以前，我的大学同学甘兄写了一首“十句诗”赠我，我曾步韵奉和，现录和诗于后，聊与同辈和晚辈共勉。
一字之师敬绍伯①，
二龙同志效缓和②。
三生有幸逢盛世，
四知方可论干戈。
五里之中都是雾，
六合华彩任评说。
七宝待得修月手，
八斗才高只为国。
九天揽月英雄事，
十步香草望蓬勃。
注：
①绍伯：大学同学名，也属小龙。
②缓和：春秋时，秦国名医高缓、高和，有起死回生之术。
